吴越国是五代十国时期由钱镠建立的以今浙江为中心的一个地方政权。吴越国从景福二年（893）钱镠就任镇海节度使开始，至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纳土归宋，共历85年，传五主，是五代十国中存续时间最长的政权。吴越国留给后人的印象，有束兵卷甲、纳土归宋的壮举，也有“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盛景。在宋朝人笔下，这里曾是繁华富丽的一片乐土。

　　欧阳修说：“其习俗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

　　苏轼说：“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

　　吴越国何以繁华富丽如此？秘密就隐藏在欧阳修、苏轼的文章中。“闽商海贾”“象犀珠玉”正描绘了吴越国海外贸易发达的盛况。

　　浙江是依海而生、向海而行之省，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地，而五代吴越国则是浙江走向海洋的关键时期。

　　翻检史书，我们发现，在吴越国之前，浙江沿海曾经人少地荒。《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了唐朝元和年间浙江各州郡的户数：杭州51276户，湖州43467户，睦州（今杭州西部地区）9054户，越州（绍兴）20685户，明州（宁波）4083户，温州8484户，婺州（金华）48036户，衢州7426户，处州（丽水）19726户。浙江各州户口明显分为三个梯队，杭州、婺州、湖州为第一梯队，越州、处州、衢州为第二梯队，睦州、温州、明州（宁波）为第三梯队。沿海明、台、温三州，台州数据缺乏，明、温二州户口数在各州中垫底。至于嘉兴，当时还只是苏州下面的一个县。

　　在我们印象中，整个中国也好，浙江也好，东部沿海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总要比中西部地区高。但历史数据表明，浙江的沿海发达地区在历史上曾是沿海“不发达”地区。

　　而到北宋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太平寰宇记》记载北宋初年两浙各地户数：杭州170457户，湖州38748户，睦州12251户，秀州23052户，越州56491户，明州27681户，台州31941户，温州40740户，婺州34046户，衢州19859户，处州20586户。杭州因为曾是吴越国首都，北宋时为两浙路首州，政治地位高，户口数在浙江各州中一枝独秀，单独构成第一梯队。越州、明州、温州、湖州、婺州、台州为第二梯队，处州、衢州、睦州、秀州为第三梯队。非沿海各州，婺州从第一梯队降到第二梯队，衢州从第二梯队降到第三梯队，睦州仍处第三梯队，但相对位置继续下降，垫底。而唐代处在第三梯队的明、台、温三州到宋代升到第二梯队。至于另一沿海城市秀州（嘉兴），它是吴越国刚从苏州析置出来的，是当时浙江最年轻的州郡。

　　发生这一变化的关键时期正是唐与宋之间的吴越国。

　　吴越国之所以走向海洋，与其艰难的立国形势有关。

　　吴越国的建立者钱镠，是杭州临安人。他年轻时曾以贩盐为业，奔走四方。唐昭宗景福二年（893），钱镠占据杭州，开始他崛起建国之路。乾宁三年（896），钱镠平定浙东，奠定了后来吴越国的基本疆域。吴越国在其建立与巩固过程中，一直受到北邻吴国及其后继者南唐的军事威胁。吴国切断了吴越国与中原地区进行交往的通道。特别是南唐灭闽之后，南唐从北、西、南三面如月牙形将吴越国紧紧包围，只在东面留下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就是大海。吴越国正是在这缺口中找到了新机遇：向海而兴。

　　吴越国不仅与中原王朝保持着长期的朝贡关系，还通过航海与契丹、日本与朝鲜进行交往。《辽史》、《三国史记》、《高丽史》与日本史籍留下了大量这方面的记载。《旧五代史》说钱镠“伪行制册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正反映了吴越国海上外交发达的历史。

　　吴越国与中原、与海外的贸易往来也非常频繁。吴越国在北方沿海地区遍设“回易务”，任命回易官吏，进行贸易。杭州和明州成为吴越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在杭州港外，钱塘江口原来有一块巨石，“横截波涛，中出崔嵬”，商船经此，经常被风涛倾覆，十分危险，因此被称为“罗刹石”。钱镠时，罗刹石为潮沙淤没，为杭州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据《五代史补》记载，僧人契盈曾陪吴越王钱弘俶游碧波亭，值潮水初满，杭州港上“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吴越国王钱弘俶见此不禁说：“吴越国地去京师三千余里，而谁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契盈回答：“可谓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被人称为佳对。“三千里外一条水”是吴越国发达外贸的生动写照。

　　对外贸易为吴越国带来巨大财富。钱镠被当时的两浙民间称为“海龙王”，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其“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另一方面也因为其财富来自海洋。

　　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总结提炼出“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吴越国当唐末五代动乱之世，在强敌环伺的困难局面中，开辟航路，发展外贸，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正是浙江人民不屈不挠、开放图强精神的体现。

　　为了维持航海优势，吴越国还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纵观吴越国战争史，陆上战争有胜有负，吴越水师却鲜有败绩。贞明四年（918），钱镠之子、吴越国王位继承人钱元瓘率领吴越水师在狼山江面大败吴军。让后人倍感惊异的不是吴越海军的胜利，而是吴越军队在战争中使用了一种特殊武器——“猛火油”。《吴越备史》记载：“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武肃王以银饰其筒口，脱为贼中所得，必剥银而弃其筒，则火油不为贼所有也。”这是我国历史上从西亚进口石油并用于战争的最早记录。使用火油喷火器是吴越国取得狼山江之战胜利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这次战争也反映出吴越国与西亚地区存在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

　　宋代文献《册府元龟》与《宋会要辑稿》中记录了吴越国一次次向中原王朝进贡的物品与数量，其中最多的是丝织品、茶叶、瓷器与香料。前三者是浙江传统出口商品，出现在贡品中并不让人意外。让人诧异的是，吴越国还经常向中原王朝进贡数量巨大的香料，动辄上千斤，甚至数万斤。类似的贡品还有象牙、水精、孔雀与珍珠，吴越国王钱弘俶甚至向宋太祖进贡过驯象。这些商品并非吴越国土产，它们和“猛火油”一样，是吴越国从东南亚、西亚甚至非洲地区进口的。这些史实表明，吴越国商人似乎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扮演了中介角色。

　　中国古代远洋航运分为南、北两条线路。在唐代，明州港前往日本、朝鲜半岛的北路航线已经开辟，史书上多有日本、新罗僧侣往来浙江的记载。“猛火油”与香料贸易则表明，到五代时，吴越国商船已经开辟南路航线，航向了更深的海，到达更远的国。

　　在唐代，浙江港口在中国航海业中的地位并不突出，明州港的发达程度不如广州、扬州这些贸易大港。但经过吴越国的发展，到北宋时，杭州、明州的港口地位大幅提升。宋初设立市舶司管理外贸事务，仅在广州、杭州、明州三地置司。浙江一地，独占二司。

　　随着吴越国海外贸易的发展，浙江沿海各州的经济、文化也开始超越内陆诸州。沿海地区不但户口增加，文化也蓬勃发展起来。北宋时，明州有庆历五先生，温州有元丰九先生；南宋时，明州有东发学派，温州有永嘉学派，他们共同铸就了宋代浙东学术的辉煌。

　　可以说，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由唐入宋，浙江才真正走向了海洋时代，而吴越国正是发生这个变化的关键时期。

　　吴越国，向海而兴之国。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