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吴楠 通讯员霍宁宇 赵英达）近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在该校举行“何以仪刑：早期经典汉唐流变研究”工作坊。来自多所高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28位学者与会报告论文。会议旨在围绕早期经典古写本与汉唐古注展开，下设“经典流变研究”“汉唐注疏与写本研究”“《史记》《汉书》研究”“《史》《汉》古注研究”“《汉志》与刘向刘歆研究”“经典新诠”六个专题。

“何以仪刑：早期经典汉唐流变研究”工作坊现场 南京师范大学/供图

　　开幕式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教授王锷在视频致辞中表示，经典的古写本对于文献研究至关重要，这也是此次工作坊的魅力所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苏芃介绍了此次工作坊的缘起，希望通过此次工作坊的举办，可以加强学界对于早期经典文本内容研究的重视。

　　讨论“经典流变研究”

　　开幕式后，与会学者围绕六个专题进行研讨。在“经典流变研究”专题研讨中，与会学者就汉唐经典文本及文本背后所隐藏的观念、知识背景，后世学者对不同经典的弥合以及文本本身的分合变化进行深入讨论。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高中正围绕“无为”这一思想倾向在《论语》及《老子》早期面貌中的呈现与异同，对《老子》文本变化与思想变迁的互动进行深入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郜同麟对郑玄、孔颖达为弥合经典论述之间矛盾所采用的夏、殷、周“三代异制”等解释策略在《礼记》中的实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借助《礼记》本身的文本复杂性，清晰展现了汉唐儒者们所应用的方法与面临的困境。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方韬从谶纬、博物和史学三个角度对《左传》学的发展加以梳理。并就《左传》的研究应当如何推进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吴柱结合《史记》在春秋系年上可能存在的疏误之处，提出“司马迁和杜预所见到的《左传》已经是分年合编的文本”的观点。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金少华提出《西京赋》异文的形成与用字习惯的变更息息相关，张氏所用古字在后代传抄时往往会被改成通行字。另一方面，也有相当数量的异文来自萧统在编辑《文选》时主动的校改，以此为参照，可以窥探汉语语音史、词汇史上的诸多问题。

　　关注“汉唐注疏与写本研究”

　　在“汉唐注疏与写本研究”专题中，与会学者对前代学者所习用的经典范式进行了反思，从宏观的方法路径和具体的新见写本材料、旧本辑佚以及文本变动诸方面进行探讨。

“何以仪刑：早期经典汉唐流变研究”工作坊现场 南京师范大学/供图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马楠以对传统经学研究“今古文之争”范式的反思为切入点，从“循文说解”与“经义论难”两方面对汉代章句做出深入分析，归纳指出东汉章句学发展的三种路径。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童岭提出“义疏学的研究应加强对清代以来学者论著学术价值而非仅仅学术史价值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教授赵培提出在进行辑佚工作时，首先需明确被辑对象用书的体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建委提出，《诗经》在当时存在不同的文本系统，并从《诗经》历代注释的特点、文本形式的变化以及定本的确立等角度对《诗经》文本的变迁进行梳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教授潘铭基从《九条家本群书治要》的重要版本谈起，阐明该书的相关情况，并对整理中发现的相关问题加以申述。

　　研讨“《史记》《汉书》研究”

　　“《史记》《汉书》研究”专题研讨中，与会学者就《史记》《汉书》编纂的材料来源、传承中的文本变动以及文本内部的细节等方面展开深入讨论。呈现了经典本身的形象与变化以及经典所在更为宏观的知识与文本世界。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徐渊对《史记》所引五处《周官》内容进行了穷尽分析，认为其引用的《周官》皆为古文《尚书·周官》篇，而非今本《周礼》（《周礼》本名亦作“周官”）。从而认为今本《周礼》广泛流传的时期当在新莽左右。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苏东将《史记·周本纪》中所援用的《尚书序》内容与今本《尚书序》进行对比，整理两者间的对应关系，以此为基础对《尚书序》的早期体例以及司马迁在创作《史记》过程中的隐微表达进行了深入讨论。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张宗品认为，今本《史记·孝文本纪》文帝后元六年有一段近三百字的史文与前后内容不连贯。作者以日藏古写本梁邹诞生《史记音》为关键线索，并结合传世文献，认为此段文字在《史记》原本中当置于卷末，为“太史公曰”的内容，约在南朝梁至唐代之间因错简被误置于前文，同时有力地反驳了错简文字摘录自《汉书》的观点。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王永吉对《史記·孝文本纪》“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及《绛侯周勃世家》“将以下骑迎送”两条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解读，梳理前代学者的观点，并给出具体的裁断。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沛林提出，《汉书·高帝纪下》汉高祖五年“高起、王陵对曰”句中，“高起”词义不明，又非人名、衍文，当有讹误，结合出土文献中的古文字字形，文章认为“高”或为“亶”字之误，通“但”，为“仅”“只”之义。

　　聚焦“《史》《汉》古注研究”专题研讨

　　在“《史》《汉》古注研究”专题研讨中，学者们就经典重要注本的体例、编纂、流传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深入的考证，对经典文本的形象进行了更加深切的剖析。

“何以仪刑：早期经典汉唐流变研究”工作坊现场 南京师范大学/供图

　　凤凰出版社编审吴葆勤以景祐本《史记集解》为研究材料，统计其中引用徐广《史记音义》的异文注和注音，归纳其体例。以此为基础对照现存的古写本，可以观察到《史记集解》的体例在后世传刻与合刻的过程中被不断破坏，探究此类现象将为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一定助益。日本广岛大学文学部教授陈翀以日本现存的诸本《史记》为研究材料，为《史记》传入日本的确切时间及在日流传时的文本形态提供新证，认为日本大学寮所授《史记》为遣唐使吉备真备带往日本的唐秘书监本《史记集解》。浙江大学古籍所博士后陆骏元分析了宋代三家注合刻本删节《史记正义》的主客观因素，并以此联系、论述六朝至唐宋期间《史记》注释学范式的变更，窥探所以致此的深层学理原因。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孙显斌详细比较了《汉书》颜师古注的写、刻本差异，进而探讨了雕板印刷术的普及与经典文本定型之间的密切关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苏芃梳理了南北朝隋唐文献中的“臣瓒”按语，推断出臣瓒《汉书》旧注当是一部集注本，借助对这一旧注体例的认识，认为“臣瓒”本名为“薛瓒”的可能性较大，“傅瓒”之说不可信。

　　关注“《汉志》与刘向刘歆研究”

　　在《汉志》与刘向刘歆研究”专题研讨中，学者们围绕《汉书·艺文志》及刘向、刘歆的相关文本，对汉代学术史及当时真实的学术环境与文本传承情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对后世经典注文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加以探讨。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霖将《汉书·六艺略》与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对勘，对其中所涉诸经的“古文”“今文”属性再作分析，深入讨论了文本与事实的同异及论述弥合的策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张学谦对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与《别录》《七略》的编纂展开讨论，并对“辑略”的性质与账册等物质形态的关联做出判定。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孙晓磊以先秦子书中多附有作者传记作为切入点，对银雀山汉简本《孙子兵法》和传世本《公孙龙子》的文本进行考察，指出这些文本往往由核心篇章和相关联的杂篇组成，今传本《孙子兵法》《公孙龙子》当非《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官校本，而是民间所传的版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天然提出，唐人所见《洪范五行传》存在东汉《左传》学者的推导成分，表示不能简单将其与《尚书大传》之一的《洪范五行传》对应，也不能判定其为刘向、刘歆的观点，认为更大可能是附入了东汉儒师五行学遗说的文本，所呈现的书籍形态可能是具有集成性质的汇编本。

　　开展“经典新诠”专题研讨

　　在“经典新诠”专题研讨中，学者们从微观的字词训诂出发，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勘以及历代传本的细致考察，对经典中存在疑问的细节进行了深入探索。

　　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李林芳比较了不同版本系统中《诗·大雅·思齐》“神罔时恫”句的郑笺异文，将其归纳为四个系统，梳理了其演变路径。文章指出，经典异文的产生与历代读者对经典文本的理解息息相关，并进一步讨论了相关校勘学理论问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邬可晶将《左传·隐公元年》中“不义不暱”句与郭店简《六德》的“门内之治纫揜义，门外之治义斩纫”相联系，认为《左传》的“暱”与《六德》中的“纫”所指相同，皆可读为“仁”，为亲近，亲昵之义，进而确认了“不义”“不暱”为并列关系，而非条件关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石继承指出《庄子·盗跖》“穴室枢户”句至今仍未有确释，作者结合张家山汉简中“甌户穴室”的异文，认为“甌户”“穴室”是两个并列短语，当理解为以甌为户，以穴为室。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肖瑜以部件变体为线索，疏理了“缪”“樛”“摎”在姓氏义上的使用分工及其区别，并为古籍整理和辞书编纂作出相关补证。

“何以仪刑：早期经典汉唐流变研究”工作坊合影 南京师范大学/供图

　　闭幕式上，召集人苏芃表示，此次工作坊讨论热烈，大家意犹未尽，期待学界关于早期经典古写本与古注研究能够不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