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安全的产物，以及建立稳定的国际新秩序的战略工具，联合国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重温联合国创立初心，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承诺，推动联合国在新形势下重振权威和活力，成为各国协调行动、共同应对挑战的主要平台。”进入21世纪以来，恐怖主义与武器扩散问题，地区冲突与国内冲突此起彼伏，这需要赋予联合国在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维度上新的角色与时代使命的重任。当前，“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为动荡变革期的全球安全治理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彰显了负责任大国形象。

　　联合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角色及面临的挑战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也是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力量。二战结束初期，联合国曾经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操纵。美苏冷战时期，联合国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又受制于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联合国也发生了积极变化。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缓解冲突、制止战争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维和行动对稳定地区局势、防止冲突扩大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推动核裁军及促进军备控制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然而，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家行为体逐渐强化中心地位，联合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主导地位逐渐受到严重冲击。一方面，全球安全治理回归传统安全议题，治理的竞争性超越合作性，大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难以达成一致。基于自身和盟友的狭隘利益考量，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多次投出反对票，导致安理会决议难以通过，严重阻碍全球安全治理。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数次在安理会否决加沙停火决议。同时，随着乌克兰危机不断扩大化，美欧与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围绕乌克兰危机、军备控制等议题的决议经常投出截然相反的表决票，致使安理会在这些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

　　另一方面，全球安全治理机制正深陷阵营化与碎片化的困境，严重削弱了以联合国为核心机制的有效性。在联合国框架之外，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加速碎片化，各种排他性的安全合作迅速出现。例如美国强化在“印太”地区的盟伴体系，推动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制度化、组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强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尽管亚太地区暂时没有出现类似北约的多边安全联盟，但这凸显了针对特定国家的集团对抗倾向。这也导致更具包容性和灵活性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安全治理机制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中国推动联合国引领全球安全治理的新路径

　　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国持续深化同联合国合作，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共建“一带一路”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新路径。

　　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安全治理指明了根本方向，重塑了安全价值观。这一理念超越了传统零和博弈与阵营对抗的旧思维，强调各国安危与共，安全不可分割，将本国安全与他国安全、全球安全有机结合。它主张通过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来应对全球性挑战，其核心是追求普惠共赢，而非单一国家的绝对安全。中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外积极倡导这一理念，推动国际社会逐步形成共识。例如，这一理念多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等文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为弥合全球安全治理中的政治分歧、对抗阵营化趋势提供了重要的理念引领和哲学基础，旨在将分裂的世界重新凝聚到合作共赢的共同目标上来。

　　第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为中国方案提供了系统的实践框架和支柱。这四大全球倡议相互促进、构成有机整体，深刻阐述了发展、安全、文明与治理之间的辩证关系。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根除冲突根源，认识到发展是安全的基础。中国通过推动在减贫、粮食安全、工业化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助力发展中国家稳定社会、改善民生，从而夯实地区与全球安全的根基。全球安全倡议则是直接应对安全挑战的“中国方案”，其核心要义是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中国在联合国平台积极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问题，如呼吁乌克兰危机停火止战、促进伊朗和沙特实现历史性和解等，都是践行这一倡议的具体呈现。全球文明倡议则致力于消除文明隔阂与冲突，通过倡导文明间对话而非歧视，尊重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从更深层次上消除误解、增进互信，为安全合作营造良好的文化与社会氛围。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世界治理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治理改革是实现前三大目标的制度保障。

　　第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以发展促安全的生动实践案例。共建“一带一路”“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层次不断提升，国际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不断增强”，其不仅促进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实现了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例如，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巴基斯坦带来了电力和基础设施，改善了民生，有助于稳定当地社会；蒙内铁路为肯尼亚创造了大量就业，带动了经济发展，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有效维护了地区安全稳定。这些实践表明，“一带一路”通过促进互联互通和共同繁荣，在实然层面有效减少了因发展失衡、民生困难而滋生的安全风险，成为中国推动联合国引领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载体，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了以发展促安全的中国智慧。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