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在天津召开，20余位国家元首及联合国、金砖国家、东盟等国际与区域组织负责人参会。此次峰会为上合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峰会。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上合组织已正式转型为“由议题驱动并逐步制度化”的区域合作平台和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区域性组织，其合作议题逐渐走向多元化。

　　第一，以多维实践构建区域安全屏障，彰显非西方安全合作逻辑。近年来，上合组织通过双重路径深化安全领域实践：一方面，以“和平使命”等系列联合军演为实践载体，依托“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构建跨国情报共享与反恐协作机制，成功阻断数千起跨境恐怖主义及极端主义活动，为维系中亚地区整体和平稳定格局提供了实质性制度支撑。另一方面，通过构建与联合国、中亚区域组织的多边协作网络，深度参与全球反恐及区域安全治理进程，拓展安全合作的国际维度。从实践导向来看，上合绝非以西方为目标的军事对抗体系，其安全合作实践呈现务实与非扩张性的核心逻辑。显然，上合核心目标在于搭建非西方国家的合作平台，探索有别于西方军事同盟体系的替代性区域安全治理模式。

　　第二，以制度建构深化经贸合作，展现多极化背景下的区域协作价值。上合组织逐步将合作议题拓展至贸易融通、基建互联及能源协作领域，并构建系统性制度框架。自2003年签署首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后，成员国陆续出台合作计划与中长期战略，同步建立贸易经济高官委员会、跨行财团等多层次机制，为经贸合作提供制度支撑。实践中，上合以跨境基建项目为核心，中吉乌铁路、国际南北运输走廊等标志性项目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度嵌套；其经济议程既体现与“一带一路”的协同效应，也反映俄及中亚成员国维护议题多元性与组织自主性的诉求。尽管经济合作执行存在不确定性等困境，但在全球多极化加速、“全球南方”崛起背景下，上合组织仍被视作强化区域协作、提升非西方经济体话语权的重要平台。

　　第三，以人文交流机制建构区域认同，探索“区域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上合通过“制度化平台+多元化活动”的双重路径，推进人文领域的区域协作与认同培育。在教育合作维度，依托涵盖百余所高校的上海合作组织大学，构建起学术交流与青年互动的制度化网络，为成员国青年群体提供互访、专题研讨及联合研究的平台，实现人力资本层面的区域联结；在文化互动维度，持续开展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艺术节、上合组织青年发展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媒体智库峰会等多元活动，并针对性设立“上海合作组织妇女论坛”等专项平台，通过“官方+非官方”层面的软性交流机制，在拓展上合组织社会参与基础的同时，也为构建区域民间互信与认同提供了实践载体。显然，人文交流能够为组织的长期发展凝聚民间共识，成为“区域命运共同体”从理念愿景向现实建构转化的关键纽带。

　　上合组织虽持续推进合作实践，但在动荡国际环境的制约下，上合组织未来仍面临多重结构性与突发性挑战，值得关注。

　　一是内部结构性矛盾与制度化困境凸显深层发展难题。本质是组织发展阶段结构性矛盾与制度化能力不足的集中体现，具体表现为三重张力：其一，利益偏好异质性引致的经贸协作分歧。核心经贸议题中，成员国战略诉求分化显著：俄罗斯聚焦能源出口与本币结算区域推广，以对冲外部经济风险；中国倾向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纽带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度协同，实现区域产业链整合；中亚成员国则在“发展自主性与外部投资依赖”间权衡，既需外部资本改善基建与产业结构，又担忧主权让渡风险。这种分化直接导致议程设置分歧与项目推进非同步，削弱经贸协同效能。​其二，制度化能力赤字导致的执行效能不足。尽管上合已建立秘书处、跨行财团等基础合作机制，但实践中存在“机制虚化”问题：一方面，常设机构预算与权限有限，难以统筹跨区域大型经济项目；另一方面，决策机制以保障成员平等原则，但易使议题陷入“议而不决”，导致制度化机制无法转化为执行推力，制约经济合作议程落地。​其三，发展水平差异催生的合作预期失衡。中俄等经济实力较强的成员国更关注战略层面政策协调，以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中亚国家则更期待直接投资与市场准入。这种预期差加剧政策共识形成难度，令峰会宣言等政治性文件易停留在“象征性多边主义”，在短期内难以转化为可验证、可评估的制度化成果。​

　　二是外部环境的冲击与挑战增加发展风险变量。外部地缘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为此次上合峰会的议程推进与成果落地构成复杂约束：其一，区域冲突外溢引发的战略立场分化风险。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加剧了欧洲与欧亚大陆的战略断层，部分上合成员国的对俄政策和立场出现分化，上合组织在涉俄议题上难以形成一致的协调立场；中东地区巴以对抗升级与区域性代理冲突的扩散，进一步加重全球安全议程的不确定性，削弱上合参与跨区域安全治理的外部环境稳定性；印巴矛盾的持续发酵则为南亚次区域安全埋下隐患，对组织维系区域整体稳定的目标构成现实挑战。其二，全球经济秩序重构带来的体系性压力。美国推行的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与技术封锁，加速了全球供应链的碎片化与经济秩序的分裂，这种外部经济环境的结构性变动，直接影响上合成员国的贸易合作空间与产业协作路径，尤其对依赖外部市场与技术的成员国形成显著冲击。

　　上合组织内部结构性矛盾、制度化困境与多重外部冲击的叠加，既牵动成员国战略利益与发展诉求，更加剧组织内部协调压力。在地缘政治裂痕加剧、全球经济体系割裂的双重背景下，推动成员国凝聚议题共识、构建韧性合作机制，成为此次上合峰会回应的核心挑战，亦是检验上合组织今后抗风险能力的关键维度。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