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随着数字人文技术的勃兴，有关量化方法对历史学价值的问题再次引发了学界讨论。量化史学作为数字人文谱系中的一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历史学和量化方法的联系曾引起过学界激烈的反对或默许。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起，关于量化方法在历史学中的运用经历了多次辩论。将“数据”和“量化”放在历史学历次范式转移和知识转型的过程中，梳理“社会史”“文化史”和“数字人文历史”对量化方法的认知和使用，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展望“数字计算”和“数字人文”为历史学学科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随着历史学的历次转向和量化工具的不断调试，历史学家从早期对“硬数据”和宏观“社会结构”的信念，转向了“社会网络”“理性选择”等微观世界的重构。受中外史学传统的影响，中国的量化史学发展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和更丰富的面相。数字人文技术下的量化研究已然成为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关键词：量化研究  社会结构  社会网络  数据编码  可视化

　　作者池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北京100101）。

　　近年来，随着数字人文技术的勃兴，有关量化方法对历史学价值的问题再次引发了学界讨论。量化史学作为数字人文谱系中的一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历史学和量化方法的联系曾引起过学界激烈的反对或默许。一些学者反对量化分析对机械性因果关系的追求、对数据的依赖以及对历史学人文价值的冲击。但也有学者认同并接受量化方法和数字技术带来的便捷和新议题。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起，关于量化方法在历史学中的运用经历了多次辩论。本文尝试将“数据”和“量化”放在历史学历次范式转移和知识转型的过程中来探讨，梳理“社会史”“文化史”和“数字人文历史”对量化方法的认知和使用，以期更好地理解和展望“数字计算”和“数字人文”为历史学学科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从长期趋势来看，量化方法和历史学科互为促进。量化工具在历史学的历次转向中经历了不断调试，从早期单纯的统计分析，发展为现在的“数据可视化”和“文本编码”等新技术；历史学家也不断从社会科学中借鉴新的量化方法，并接受了数字工具所带来的方法和理论转变。同时，历史学家也调整了量化研究的内容，从早期对“硬数据”和宏观“社会结构”的探寻，转向“社会网络”“理性选择”等微观世界的重构。而中国的量化史学研究，由于受到中外史学传统的影响，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和更丰富的面相。近年来，数字人文技术下的量化研究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一、社会史中的定量研究

　　以往历史学界对量化方法的追溯，多强调1958年“历史计量学”（cliometrics，又被称为“新经济史学”“量化史学”或“计量史学”）诞生的影响。1958年4月，康拉德（Alfred Conrad）和迈耶(John Meyer)在《政治经济史杂志》上发表《南北战争前奴隶制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South），标志着作为经济学和历史学交叉学科的“历史计量学”的形成。由于经济学学科的强势，学界习惯将量化史学的开端追溯到经济学的学科转型，而忽略了社会史领域内关于“定量研究”的运用和争论。尽管已有研究指出，中国学者在清末民初时，已开始尝试在通史、专史和方志纂修中运用统计分析法。但由于当时的作品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量化研究仍有一些差异，如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同时，西方的统计学在20世纪下半叶又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与清末时已有所不同。因此，本文仍从社会史学科的角度来探讨量化研究，有关清末民初的统计学与史学的结合问题将在后面探讨。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和美国的“新社会史”学派曾十分注重使用量化历史方法。这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有一个基本共识，即人类社会存在一个作为“事实”或“实体”的“社会结构”，个人、社群和国家在这个实在的社会结构之上进行活动。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结构可以通过数据和图表等量化记载来表达。这些量化的信息被称为“硬数据”(hard data)，包括人口、土地、工业产值、物价、汇率和城市聚落等。当时的法国年鉴派学者在研究某个区域的历史时，经常会先用数百页的篇幅来归纳和展示定量研究的结果。他们认为，史学家必须先通过绘制图表来展示这个结构，然后才能讨论结构之上的政治、社会生活等其他问题。因此，20世纪60年代以来“硬数据”的强势地位，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历史学家对“客观社会结构”的信念。

　　美国的量化社会史发展有其特殊背景。20世纪5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大力支持社会科学，秉持实证主义和量化研究的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和人口统计学等学科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随后，量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也逐渐渗透到历史学领域。对当时的美国新社会史学家而言，量化研究正好满足了他们寻求“自上而下”平民主义历史的需要，是反抗福特式资本主义和克服传统精英史学的重要途径。由于历史上的儿童、妇女、工人、奴隶和罪犯很少留下文字记录，传统史学研究对这些群体关注较少，导致长期以来底层和边缘的声音被压抑。但20世纪70年代，社会科学量化方法的运用，使得通讯簿、税单、契约、婚姻、出生和死亡记录等过去被认为不具有史学意义的档案材料被重新发现。通过量化分析这些档案数据，新社会史学家重新发掘和展现了平民、边缘人和底层生活经验，并重新界定了历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然而，美国新社会史学派在使用量化方法时，往往会面临一种“道德困境”，即他们所运用的数据和量化方法，正好来自他们想要反抗的“大科学官僚主义化机制”。小威廉·H.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 Jr.）认为， 这套“大科学机制”是福特主义的一部分。一方面，他们想要反抗福特主义对“宏观经济和宏观社会”的监管，以及由此带来的“千篇一律、顺应主流”的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又依赖于福特模式所包含的量化和实证方法，来推进底层历史的研究。因此，美国新社会史学派对计量方法始终保有一种“暧昧”的态度。当20世纪80年代“文化转向”开始时，这批社会史学家便很轻易地放弃了量化史学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模式，进而转向了文化史研究。

　　二、“文化转向”后的量化危机

　　20世纪80年代，量化研究在历史学领域逐渐式微。受人类学和文学研究中阐释学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社会史学家对数据的认识经历了从“实体论”到“建构论”的变化。在此过程中，大部分社会史学家逐渐意识到，数据并不直接就是“事实”本身，而是“事实”的一种“表征”(representation)。换言之，数据也是一种文化建构的产品，或者“另一重文本”。著名法国史和性别史学家琼·斯科特（Joan W. Scott）对法国工人史中统计方法的质疑和批判，就展示了社会史学家这种认知的变化。琼·斯科特在《对工作的统计性再现：巴黎工业统计，1847—1848》（“A Statistical Representation of Work: La Statistique de l’in-dustrie a Paris, 1847-1848”）一文中研究了19世纪中期法国商会的一份工人统计资料。她注意到，法国商会对工人数据的分类、术语的选择，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运用其实是很主观的。例如，法国商会要登记工人信息，调查者没有去工厂里调查工人。相反，他们是按照家庭来登记工人，把家庭作坊里的家庭成员全部都登记为“worker”。斯科特认为，这些统计数据与其说反映了法国工人的“事实”，不如说是体现了“某种基于特定家庭观念来建构社会组织的愿景”，而这种愿景在呈现数据的过程中被“自然的内化了”。

　　“文化转向”动摇了社会史学家对数据直接呈现事实的信念，也进一步消解了“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导致社会史内部发生分裂。有学者认为，社会史学家并不能真正为穷人、底层人和边缘人发声。因为底层民众没有留下自己的记录，而与他们有关的统计资料都是由官方和精英来组织的。因此，这些统计数据与其说是反映了底层民众的真实情况，不如说是隐蔽地展现了精英的愿景以及性别政治。同时，“文化转向”强调“社会结构”可以被塑造，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呼应了20世纪70至90年代主要欧美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后带来的资本主义转型和动荡。现实中，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变化以及社会动乱，冲击了“社会结构”这一概念曾经的稳固性和决定性意味。

　　1989年，林恩·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出版，标志着量化历史在社会史领域的衰落。编者在书中质疑了数据和社会结构的客观意义。他们强调，数据不能作为社会历史的“客观材料”，而只是一种“话语”和“论述”；而由数据所支撑的“社会结构”等基本概念也受到质疑。受此影响，大量欧美社会史学家的研究出现了重大转变。许多历史学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人和农民”研究转向“资产阶级研究”。同时，“小规模、本地化、简单的、文化建构”的题目受到追捧，而“超文本”的社会性题目，如“社会力量、生产模式或者阶级关系”等宏观问题被文化史学家忽略或回避。这一时期文化史和微观史成为新的史学主流研究。

　　总的来说，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界的量化研究经历了研究方法上的分化。在历史学领域内，由于受到“文化转向”的影响，历史学家，尤其是曾经的社会史学家，即使有能力使用量化工具，也开始有意识地回避量化分析；而在经济学领域内，经济学者继续热衷于运用建模等数学方法分析历史数据，虽然客观上推动了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但轻视定性研究和缺少人文关怀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和反思。尽管“文化转向”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历史学者也没有完全放弃量化分析的方法。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定量与定性两种研究视角又出现了结合的趋势。一方面，历史和人文学者开始尝试将量化分析运用于经济史以外的领域，如概念史和文学史。随着语料库和编码技术在文学和语言学领域的广泛应用，量化文学研究和数字概念史开始成为新的热点；另一方面，经济学者也开始反思单纯数学分析的狭隘性，倡导经济学要关注人类活动更广阔和更复杂的领域。一批经济学和社会学者以“新社会史模式定量研究”的名义继续探索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社会史研究。这一时期，罗杰·古尔德（Roger V. Gould）等人仍贡献了优质的有关法国大革命和社会运动的量化研究。

　　三、走向“微观”的量化研究

　　汤姆-谢菲尔德（Tom Scheinfeldt）曾指出，量化历史和量化文学是两条独立的发展路径，二者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交汇，成为“数字人文”的前身。20世纪末，在历史学领域，新一代的“数字历史学家”（digital historians）开始崭露头角。与早期量化史学者相比，他们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层面都呈现出新的特点。早期量化史学的支持者多为社会史学家，而新一代数字历史学者却多为文化史学家。传统量化社会史学派相信社会由“稳定实体”构成，实体有“可衡量的特性或变量”，变量之间可以通过统计学和回归分析来表达“因果联系”；新一代数字历史学者则不再纠结于宏观的“社会结构”，而更多地关注微观的“社交网络”，主张运用文本编码（text encoding）和可视化工具来重构微观历史世界。在数据方面，数字历史学者也扩充了社会史学者过去关注的“硬数据”，把各类大型文献数字化。尽管两代量化学者都在研究中使用了大量数字表格、图形和地图，但数字历史学家更加注重在文本和微观史层面运用“微观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和社交网络方法论”。

　　文本编码方法和社交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的联动在宋史研究里表现得尤为明显。老一辈宋史学者已经使用量化方法研究宋史，他们的研究主题主要是社会流动和地方士绅。例如，郝若贝（Robert M.Hartwell）和贾志扬（John W.Chaffee）就通过建立传记资料库和运用GIS，来探讨宋代科举、联姻与阶层跃迁之间的关联；新一代数字历史学家魏希德（Hilde De Weerdt）的研究则从“宋代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大课题转向了更为微观的“士人社交网络”。依托于哈佛大学“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CBDB），魏希德使用文本编码（text encoding）方法研究宋代书信资料，重新解读和展示了丰富的宋代书信内容和人物联结。通过制作出南宋士人的社交网络地图，魏希德展示了南宋士人“身在地方却心系全国”的情形。运用数字人文的方法既最大化地利用了碎片化的书信材料，又挑战了过去关于“南宋地方转向”的论述。

　　但是，用量化或数字人文的方法研究历史也招来学界的一些批评。1962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卡尔·布里登博（Carl Bridenbaugh）曾批评当时的量化史学是把学者培养成“历史技师”（historical technician）。他认为，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不应该屈服于“去人格化的社会科学方法”，历史学家也不应该拜倒在“量化”这个“猥琐女神”（bitch-goddess）的神龛之下；历史学应该提供“完全不同的价值和方法”，去展示“个人的生存和日常生活，个人在时空中的活动”，这样“图形和表格”才对人类后世有意义。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学家对于社会科学的量化方法已经不再有如此激烈的反对，但人文学者仍然对数字人文的方法论有所顾虑。休厄尔认为，微观的量化历史研究回避了“宏大叙事和具体历史进程”，过于关注“行为社会学和微观历史技巧”，显示出“对结构性思考的不信任”。

　　新一代的数字历史学者已经开始尽力弥合量化方法和阐释性方法。魏希德承认，文本编码也许会失去“诗意”，但新的技术能够以可视化的方式展现不同文本和作者的联结，以及定位文本的空间，方便研究者多角度地解读文本和厘清人物关系。她表示，“数据库、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社会网络分析、语料库语言学和数字文本分析”可以配合并加强传统语言学和历史学方法的分析力度。休厄尔也认为，历史学家并非没有能力使用量化分析工具，而是此前“出于不同原因回避了它”。历史学研究不应该强制对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进行二元划分，因为无论是“数字”，还是通过语言建构的“话语”，都是指代真实人类社会的“符号系统”。因此，格尔茨式的“深描”分析和科学实证主义的计量分析，二者都能够揭示人类社会的本体和存在。

　　从学科角度来看，量化方法和数字人文对于历史学学科的长期发展是有益的，因为现有的文化史和语言学的研究模型，并不完全能够应对21世纪全球政治经济结构转型所带来的思想挑战。休厄尔认为，越是在全球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历史学家就越应该尝试捕捉“社会结构”，因为微观史不能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发展动态和国际性军事对抗，或者大规模社会进程”。但同时，休厄尔也告诫历史学家，我们“支持量化推理在方法论上的必要性，但不支持计量型社会科学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因为社会世界“可被计量”的特性不应该被“本体论化”。

　　四、中国经济史学中的量化研究

　　量化方法在欧美社会史研究中的兴衰，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学界对福特主义的反抗息息相关，而中国学界对于量化方法的运用和争论也有其学术及现实背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催生了最早的一批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实证研究，其中以1932年北平社会调查所创办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7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和1934年创刊、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为代表。梁方仲的《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严中平的《各国在华棉货市场之开辟及其争夺（1833—1913）》，以及陶希圣组织编校的《中国社会史丛书》等作品，将统计分析广泛运用于传统史籍，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史量化研究的代表。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作品虽然采用了计量方法，但并不十分强调计量的重要，而是把量化作为一种理解中国特殊性的工具。他们最关注的是如何理解中国传统史籍中土地、田赋、人口等官方统计数字。刘志伟和陈春声指出，梁方仲在《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量化统计分析”，而在于处理数据时“坚持的历史方法”，即对于官方档案中数字的综合考辨。例如，梁方仲把《明会典》《明实录》中土地和户口数据解释为“纳税单位”和“纳税户口”，而非“实际面积”或“实际人口”。刘志伟认为，这种对于史料的综合考辨和贯通解释比统计本身更加重要；后世学者如果仅将该书作为工具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早期学人最重要的贡献恰恰不是量化，而是对传统中国的整体关怀和对“王朝统计数字”的历史学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国内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强调对“社会性质”“生产模式”“阶级关系”的研究，在1949年至1966年前的17年中，中国经济史既没有完全受到西方学界“文化转向”的冲击，又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话语中延续和加强了社会经济史研究。虽然这一时期学者们重点关注土地制度、阶级关系和资本主义萌芽等特定议题，但仍然重视统计分析的运用和历史数据的考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者而言，量化方法是研究方法的一种，服务于“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等概念的建构。尽管这一时期的研究出现了教条主义和简单化的倾向，但在中国古代土地、货币和明清手工业数据整理和具体研究方面均有所推进。

　　海外学界将量化分析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张仲礼和何炳棣围绕“社会流动”这一社会学经典命题对明清科举制度与中国传统士绅阶层的考察。在研究中，两位学者在大量扩充史料的基础上，运用了更复杂的统计方法，得出了传统定性研究无法得到的新结论，获得了学界认可。除统计分析外，海外学者也尝试利用地理学的理论和工具来探索中国传统王朝的运作。1964年，人类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采用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学说和等级市场的理论，提出将中国划分为九大经济区的体系，引发了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区域史转向”。同时，施坚雅利用GIS图层和相关数据库建立了中国的区域市场等级体系，奠定了中国区域市场研究和后来CHGIS（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基础；此外，郝若贝为研究“唐宋转型”制作的中古传记数据库也成为“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BDB）的前身。历史计量学兴起后，海外学者也开始尝试将计量经济学的回归分析方法用于中国史研究。1992年出版的《经济学视野下的中国史》（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就是一本将统计分析和数学建模运用于中国史研究的代表作。濮德培（Peter Perdue）和王国斌（R. Bin Wong）等经济史学家，利用王业键的“清代粮价数据库”和数学建模方法，探讨了18世纪清朝粮食市场的整合程度，进而说明清朝的军事补给和粮仓制度间接促进了地方商业化。这些社会学、地理学和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和理论模型也成为日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渊源。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恢复，中国经济史的量化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也遇到一些问题。一方面，随着经济史基本问题意识的改变，量化方法成为讨论“现代化”和“市场”问题最重要的手段。例如，这一时期吴承明对明清中国市场的研究，严中平对中国棉纺织业的讨论,以及汤象龙的海关研究等都大量采用了统计方法和回归分析。1980年夏天，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许涤新，邀请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Lawrence R. Klein）等七名经济学者来北京举办“颐和园经济计量学讲习班”，标志着计量经济学正式引入中国。此后，计量方法开始得到中国经济史学家的关注。1990年，张仲礼撰文强调，凡经济史研究，“能用数量统计应尽用数量统计，以显示事物的变化过程，能定量的尽可能定量分析，以确定事物变化发展的程度”。量化分析俨然成为定义经济史的一种标准。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后西方社会史“文化转向”的延迟冲击，经济学数学化趋势造成的学科壁垒，以及90年代后期一批经济史学者转向其他研究领域，中国经济史研究一度出现颓势。

　　21世纪初以来，数字人文技术的兴起又重新为中国经济史研究注入了活力。随着数字档案（数据库、图像文献库）和数字工具（代码、算法、可视化和编程技术）的发展，量化研究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一个新的增长点。首先，数据库技术的成熟推动了数字档案的建设，并催生了一批以数字档案为基础的经济史研究团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李中清和康文林领衔的“中国清代多代人口数据库”团队和“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团队，龙登高的“中国传统地权制度研究”团队，陈志武、林展和彭凯翔的“清代刑科题本”团队，仲伟民的 “晚清民国华北地权研究”团队，曹树基领衔的“石仓契约文书”团队，以及付海晏的“近代寺庙宗教社会史量化研究”团队等。学者们先以团队的形式围绕某一主题搜集史料，建立历史数据库，然后在此基础上推出相关的社会经济史研究。

　　其次，数字工具的发展为历史数据可视化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平台，其方法逐渐被更多学者所接受。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和哈佛大学多年的合作成果，为学界提供了大量研究底图和行政区划基础数据。利用GIS或QGIS软件进行历史数据可视化分析对于研究市场、邮政、土地分布、社交网络等主题十分有帮助。例如，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哲借助GIS软件制作的近代四川邮政网点分布地图，还原了近代四川邮局分布的数量、密度和空间结构；彭蛟借助GIS软件，以古今相同地点作为控制点录入清代汉口会馆公所的空间信息，形成了会馆公所空间数据库；胡英泽基于光绪朝山西鱼鳞册所做的“地权分配的空间特征”研究，亦通过可视化工具展示了历史数据的空间维度。2019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推出的“GIS和经济史研究”的暑期研习营，进一步推广了数字人文技术的使用，激发了学者们使用数字工具的兴趣。

　　最后，借助数字档案和量化工具，学者们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尔萨斯陷阱”“斯密型增长”和“清代评价”等经典议题的研究。中国明清人口数据在有关中国马尔萨斯陷阱的辩论中占有特殊分量。何炳棣、柏金斯（Dwight H. Perkins）和伊懋可（Mark Elvin）认为，清代前中期（1644—1850年）中国人口增长过速导致了沉重的人口压力，从而引发社会经济危机，阻碍了中国近代工业化转型。2000年以后，以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王国斌为主的美国“加州学派”对中西分流的解释做出了修正。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以扎实的数据为基础，指出19世纪以后，西欧同样经历了生态制约和边际效益递减的危机。但不同的是，欧洲“偶然”地找到了解决生态制约的办法。廉价和易获取的煤炭，以及美洲新大陆丰富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帮助欧洲走出了马尔萨斯危机。而中国由于没有“新大陆”作为腹地，煤矿也远离中国核心区域江南，所以逐渐陷入危局。彭慕兰据此修正了过去关于欧洲是完美“斯密型增长”的观点。

　　中国历史时期的GDP核算也改变了学界对清朝现代性的评估。据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估算，18世纪时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三，占世界GDP的22.3%；19世纪初上升为世界第一，占全球GDP的32.9%。管汉晖、李稻葵等学者对11世纪末北宋的GDP超越英国的估算研究也得到了世界经济史学界的认可。中国历史时期GDP的核算，以实证的方式有力反驳了过去关于古代中国“停滞”“落后”的论断，也推进了有关“均质化”的现代化标准的反思。此外，陈春声的清代粮价研究、李伯重关于清代华娄地区GPD的重建、龙登高对宋至清的地权的研究，以及倪玉平和任智勇关于清代关税及榷关的研究等，都深化了我们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变迁、国家能力和发展模式等议题的理解。

　　近年来，数字人文技术下的量化研究已然成为国际学术的重要潮流和趋势，而注重宏观结构和“硬数据”重建仍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特色。因此，推动数字人文和量化分析，对于发展中国经济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都是必要的。诚然，由于量化研究对于数据资料的要求较高，而中国历史上单纯的数据资料或较为稀缺，或在战争中被破坏，学界也曾对量化研究中数据的准确性和代表性有过质疑。但随着近年来地方文书、民间账簿、土地契约、族谱等资料的不断发现和整理，以及满铁、东亚同文书院等机构在华调查、中国近代社会调查等材料的陆续出版，量化历史研究已经有了较为可靠的资料保障。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遭到挑战，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也面临危机。如今在展望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时，徐秀丽和陈锋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史研究要“与时代同行”。

　　当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主题方面仍重点关注宏观的中国社会结构、社会性质和GDP核算等，这一点类似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年鉴学派和美国新社会史；但在方法上，学者们已经开始广泛运用统计分析、地图可视化和数学建模等最新式的数字工具来解析中外文史料。从新中国“十七年史学”时期的“五朵金花”大讨论，到GDP等“硬数据”的重建，再到当下“文本编码”和“数据可视化”新方法的推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量化研究很好地融合了最新的数字工具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诉求。掌握新的量化方法和数字工具，并将其运用于中国史的研究，既是中国历史学者参与世界社会科学潮流的重要机遇，也是为世界史学贡献新范式和新方法的必要途径。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于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