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数字化转型正以空前速度席卷全球。这一进程不仅标志着技术范式的全方位革新，也深刻影响了国家发展模式与社会结构。在数据驱动与智能决策的驱动下，传统的生产方式、工作范式和人力资本结构正在经历深度重构，劳动力市场由此成为数字化冲击的核心场域。职业边界被重新定义，任务分工逐渐重组，传统的“技能—收入”关系也面临系统性变革。对于数字时代的劳动者，哪些群体有望受益，哪些群体面临冲击，不再简单地由其所从事的职业而定，而是更多受职业内部的任务结构和技能需求变化驱动。仅以职业为分析单元，难以精准识别技术变迁下的结构性风险与收益分布，亟须从具体劳动者出发，深入揭示劳动力市场收入分化的变迁机制。上述分析视角的转换与研究议题的探讨，有助于拓宽对技术进步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解，为国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必要的现实依据。 

　　 中国正处于数字变革的关键交汇点。自2015年以来，中国政府将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在短时间内推动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与深度应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截至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50.2万亿元，占GDP比重的41.5%，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5000亿元，位居全球前列。在这一战略驱动下，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与任务结构几乎同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使技能—任务交互作用在塑造收入分配格局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这一变革并非在制度真空中展开。与西方经济体相比，中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独特的结构性特征与制度约束。首先，长期并存的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与民营部门之间存在显著的制度性区隔，对技术红利的分配机制产生深远影响；其次，近二十年的高等教育快速扩张，极大地改变了人力资本的供给结构，使得不同受教育群体在技术适应性与任务转换能力上的差异不断扩大，呈现出显著的利益分化。这些制度结构与教育变化表明，相同的任务与技术变迁在不同部门和不同教育背景人群中可能带来差异化的收入后果。 

　　在这一背景下，原有基于“教育—技能—职业”的劳动力市场研究范式逐渐暴露出识别力不足的局限，尤其是在职业内部任务结构迅速重组的现实中，仅依赖职业划分已难以捕捉技术变迁所激发的深层次不平等机制。本文从职业到任务的分析转向，正是对这一挑战的回应。任务结构提供了更细粒度、动态性的识别单位，使研究者能够精确识别不同任务组合所面临的技术替代或协同风险，尤其适用于数字劳动中劳动过程碎片化、自动化与认知升级并存的环境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内部的技能差异和任务多样性具有突出的复杂性，单纯依赖职业分类易掩盖关键结构性变化，进而误判技术扩散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国内已有部分研究尝试将任务内容引入中国情境，并初步构建了反映职业技能、自动化替代风险、认知密集程度等维度的指标体系。这些探索为本土化的任务分析积累了有益经验。然而，现有研究仍面临三重局限：第一，理论嵌入不足，多数研究直接沿用西方理论模型，无法系统呈现中国情境下的所有制结构、教育转型与技术治理逻辑；第二，在数据基础上，多依赖英文职业数据库，难以与中文职业分类系统和微观收入调查数据有效整合，限制了实证可操作性；第三，分析层级多集中于行业或省域层面，缺乏以任务维度识别个体层面收入分化机制的微观视角。因此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嵌入中国制度背景，同时提升不平等机制识别力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路径。

　　 为回应上述理论空缺与现实关切，本文尝试构建“技术变迁—任务重构—工资回报—社会分层”为主线的综合分析框架，聚焦职业技能需求提升与任务重组的交互机制，探讨数字技术如何通过任务结构变化与技能升级共同影响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具体而言，本文通过系统挖掘《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以下简称《职业大典》）的中文文本信息，构建覆盖全职业体系的职业数字化水平与任务属性指标，并匹配2012年和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的微观数据，识别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在十年内的任务结构变迁与收入回报演化轨迹。本文旨在回答三个核心问题：第一，数字技术的快速扩散如何重塑中国城镇职业结构与任务分布格局？第二，技能需求的升级与任务结构的重组如何交互作用并影响不同劳动群体的收入机会？第三，劳动力市场在多种所有制与教育快速扩张的背景下，不同部门与不同受教育群体在技术转型中呈现怎样的收入回报差异？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分析，不仅回应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技术—任务—收入”变迁机制的现实关切，也有助于在发展中国家情境中反思和拓展技术变迁相关理论的适用边界，为进一步优化技能结构、促进就业公平与实现分配正义提供实证依据与政策参考。 

　　一、理论和分析框架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三、实证分析结果

　　结语 

　　 本研究立足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探讨了职业技能需求的变化、任务结构的重构及其对收入分化的作用机制。基于2012年与2022年两期CFPS数据，并结合《职业大典》文本构建三类任务属性指标，系统检验了职业数字化水平与任务属性对个体工资回报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研究发现：第一，过去十年间，城镇地区的职业结构确实经历了显著转型，表现为职业数字化水平的总体提升与职业抽象任务属性比重的上升；第二，职业数字化水平整体上对个体收入具有稳定的正向作用，但边际效应并未随时间显著增强，反映出技术普及与教育扩张可能稀释了数字技能溢价；第三，任务维度上，抽象任务持续带来正向回报，常规任务呈现显著折价趋势，手工任务的负向影响逐渐趋缓；第四，职业数字化程度调节了任务—工资联系，表现为高数字化环境中抽象任务溢价扩大，而常规与手工任务的边缘化趋势加剧；第五，部门与教育两条分层轴线深刻塑造技术与任务的回报模式，其中，民营部门与高学历群体在数字化转型中更易实现收入提升，而常规任务在国有企业与高学历者中体现出更明显的回报压缩，手工任务在群体间回报差异较小。 

　　 与既有研究大多沿着SBTC与RBTC两条理论路径各自推进不同，本研究将技能需求的提升与任务结构的重组置于统一分析框架下，并考察和识别了两者在工资形成中的交互机制：当职业数字化程度提高时，抽象任务的收入优势被系统性放大，而常规/手工任务的相对价值被压缩。该分析结果揭示了技能需求上升与任务结构重构在中国数字化转型中的同步性与协同性，并证实了抽象任务与数字化程度之间的显著互补效应。这不仅为SBTC与RBTC理论提供了整合性视角，也拓展了其在中国情境下的解释边界，彰显出任务结构与技能属性的联动分析在理解技术变迁社会后果中的重要意义。本文实现了从“职业”向“任务”的分析转向，突破了以往依赖职业分类的固有思路，转而关注职业内部的技能环节如何响应技术冲击。通过构建可与中文职业分类系统对接的本土化任务指标，并与微观收入数据相匹配，本文不仅提升了指标的适用性，也增强了结果的现实可操作性。这一方法不仅深化了对劳动结构内在异质性的识别能力，也为制定更加细致入微的干预策略奠定基础——通过任务维度的解构，可以精确识别技术冲击在职业内部的分布格局，厘清哪些岗位呈现出技能更新的迫切性，哪些工作环节蕴含替代风险，以及哪些劳动者在结构性调整中处于相对脆弱的位置。 

　　更为重要的是，本研究将“技术—任务—收入”机制置于中国特有的制度结构中加以考察。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技术进步的演化路径及其后果高度嵌入国家发展战略与体制安排之中。本文引入“部门性质”与“教育分层”两个制度性维度，揭示了技术变迁的回报机制在不同组织环境下的差异化表现。国有部门尤其是机关事业单位的统一薪酬体系与等级晋升逻辑显著弱化了任务属性在工资形成中的边际作用，而民营部门由于对生产率差异更为敏感，任务结构的变化更快反映在收入上。教育分层亦通过形塑个体的技术匹配能力与任务适应性，成为工资差异的重要来源。高学历群体在抽象任务中更能发挥协同优势，但在常规任务中存在失配效应；低学历群体则因技术错配与培训缺位而难以转化生产率回报，形成“教育门槛效应”。

　　上述发现表明，中国的数字化转型并不是在一个统一、均质的制度环境中均衡推进，而是在多元组织形态并存、制度差异显著的结构中呈现分化进程。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的技能回报通道相对稳定，但在长期内可能对技术变迁反应相对迟缓；民营部门的收入结构则更快地反映技术与任务变化，职业地位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随之增加。换言之，中国的数字化进程呈现出多层次、多路径的发展态势，与制度结构紧密交织。这种格局可能扩大不同部门之间的机会差距，使社会分层呈现出制度因素与市场因素共同作用的复合特征：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地位获得更多依赖组织规则和资历积累；在民营部门，职业竞争更依赖技能更新与市场表现。制度与技术的互动可能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塑造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演变轨迹。

　　总之，中国的数字化转型是在多重组织逻辑与资源分配差异化的制度格局中展开。面对这种复杂机制，在理论上需要构建兼顾任务属性与制度嵌入的分析框架，而在政策上则应以分部门的策略为导向强化面向任务的技能识别与再培训体系。只有基于对制度和技术交织的系统性理解，才能更有力地支撑国家对战略性人才结构调整的需求，并以更加协调和包容的方式引导社会向技术驱动的新阶段稳定过渡。

　　 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数字中国”战略，力图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必须突破“技术提升即回报”“学历提升即地位”的线性理解，真正识别影响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的深层机制。本研究发现，高度数字化环境显著提升了抽象任务的工资回报，说明新技术情境下，判断力、沟通力、复杂问题解决力等高阶能力日益成为关键竞争力。这要求教育体系在课程设置、评价体系及师资配备上加快转型，从传统的“硬技能灌输”转向抽象性认知能力的系统培育，在战略上实现“能力导向”的转向。与此同时，常规任务边际价值的压缩趋势，提示了中低技能群体面临被边缘化的现实风险。如果不及早构建涵盖“识别—转岗—培训—保障”的完整职业过渡机制，劳动力市场内部的结构分化将进一步加剧，影响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发展潜力。此外，本文还发现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薪酬体系在短期内对劳动者起到一定保护作用，但长期可能弱化高技能人才的创新积极性，延缓组织转型进程。因此，需在保持体制稳定性的基础上，引入以任务绩效为核心的分配机制，推动技能流动与跨部门配置。任务结构视角能够突破职业分类的静态限制，打破部门壁垒与学历标签的路径依赖，使政策干预更加精确指向那些在快速演变的技能生态中易被忽视的群体与环节。 

　　当然，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一方面，职业数字化水平的测量依赖O*NET与中国职业编码映射，虽为当前广泛采用的方法，但其逻辑和内容未必完全反映中国职业内部的数字化水平变化，未来亟须建设本土化职业数字化数据库，以提升测量的情境适应性并减少测量误差。另一方面，本文使用的是两期截面数据，虽具有一定时间跨度，但仍难以揭示个体层面的职业任务变化与收入变动的动态机制。未来研究可借助纵向追踪数据或准实验设计，更有效地识别因果机制，深入探讨技术变迁如何在时间维度上塑造劳动者的收入轨迹与社会经济地位流动路径。

　　尽管存在上述不足，本文在理论整合、机制识别与方法创新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构建了一个嵌入中国制度结构、融合任务与技能视角的分析框架，揭示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任务回报机制的多层次差异与制度嵌入逻辑。中国的数字化转型不只是技术革命，更是制度再分配机制的重构过程。唯有将技术逻辑与组织制度嵌合分析，方能回应数字时代的转型挑战与政策需求，进而引导社会发展朝向更加包容、公平与可持续的未来。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余朋翰 责任编审：李凌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