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

　　传统观念上的“大一统”不局限于疆域上的国家统一，但首先是国家统一，在此基础上还有制度一体、思想统一乃至政治行为上的一统性。

　　中国历史上大一统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中国陷入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局面。谁来把中国重新组织起来或者谁来解放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组织起来，民主集中制原则也适时转变为政权的组织形式即“政体”。由此，民主集中制既是根本政治制度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原则，也是中央—地方关系的组织原则，而且改革开放以来新型权力关系即国家—社会关系、政治—市场关系，都事实性地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不仅如此，民主集中制原则还以群众路线、协商民主等形式充分地体现在政策形成过程中，使得中国民主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使得国家权力与全体国民直接联系起来，从而真正实现了钱穆所说的“政民一体”。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基础的大一统意味着，不同于过去的大一统，当代中国的大一统有了“人民性”或者“民主性”。这是今日之大一统与古代大一统的最大区别。

　　在中国革命尤其是新中国成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强调民主集中制，进行整风运动，批判宗派主义：“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强调了群众的重要意义：“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新中国成立之后，邓小平也说，“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扫除宗派主义的同时，也要加强和民众的直接联结。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反对宗派主义，另一方面要强调群众路线，从中国政治史的传统来看，二者的指向殊途同归。反对宗派主义，正是要实现一统性权力与民众的深刻结合，一统性与人民性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中国的现代大一统的主要任务，因此就成了在群众路线基础上的善治：“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民心政治

　　以民本和仁爱为支撑的民心政治，在中国革命和当代中国政治中被弘扬到极致。如果说古代中国的民心政治主要是一种观念性主张，那么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则是民本、民心政治的制度化实践。通过群众路线，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制度建设将千百年来被压制的社会底层解放出来，其释放出的能量虽然难以计量，如群众路线锻造的“军民鱼水情”使老百姓用小车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但可以想象被解放的社会底层所释放的能量之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难以估量的作用。

　　民心政治必然讲政治团结，这完全不同于对抗性资源分配政治所导致的社会分裂以及由此形成的认同政治、极化政治和政治的返祖现象——政治部落化。

　　民心是一种群体性深层心理结构或者以心理结构为基础的深层社会文化结构，它是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也是依靠以民为本的政治实践所巩固的。因此，民心虽然与民意有关系，民意在某些时候能反映民心，但二者并不是一个概念。民意更多地体现在聚合了个体利益计算层面的一群人的意见，所以说“民意如流水”，这是因为基于利益计算而形成的“群体”本身是不确定的，“群体”中的个体利益诉求也是不确定的。民意可以制造，但民心很难被改变。

　　致治传统

　　中国的国家史开启于5000多年之前的良渚古城，其标志是有了社会等级分化、大型水利工程、大型储粮设施、能够居住3万人的大型都城，这些展现出的强大社会组织能力，已超出了酋邦范畴，是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古城保存了早期国家的完整结构。如果没有国家式政权，这是不可能做得到的。有了国家文明就必然有国家规模的治理。到了先秦时期，比如管仲治齐时期，就有了今天意义上的户籍制度即当时的“编户齐民”。因为，中国的国家文明开启得太早，过于久远，而且历史上未曾中断而一脉相承，国家治理就成为一种看上去属于“与生俱来”的国家能力。马上打天下者，同样能够马下治天下，这必然是致治基因的作用。首先，“士人政府”意味着自西汉以来的政府管理者相当于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王治国”。其次，坚持“致治之道，首在人才”传统，从先秦时期的“养士”文化和军功制遴选人才，到西汉时期的察举制度和三国时期的曹操“不拘一格降人才”，再到后来的科举制选拔人才，使得从中枢机关到县令，多有治国之才。再者，中华民族是一个无比勤劳的民族，官不扰民民自富，因此“轻赋”“养民”“静民”的民本政策很重要。当然，致治能力有赖于政治稳定这个前提条件。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文明的承载者，必然继承了致治基因。新中国成立之际，蒋介石和一些西方政治家都断言中国共产党会革命，却不会搞经济建设，但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就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工业体系完备的工业化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兴民族国家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的少之又少。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并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但难以用人均GDP衡量的社会建设，诸如土地改革、男女平等、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大型水利建设等，为第二个30年即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和后30年是一个统一体。

　　更重要的是，从鸦片战争后进入“总体性危机”的中国到1949年终于被中国共产党重新组织起来，政治稳定成为保障国家治理的最大公共产品。今天看来，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一种天大的智慧和远见卓识。因为，中国如此之大，一开放搞活，中国经济走向何处则具有不确定性，但不能干什么的底线却十分清晰。比较苏联改革的鲁莽和混乱，我们更能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大智慧和治国理政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经验就是混合治理。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中国人口相当于整个西方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必然有程度不同的观念差异和利益层次，其心理活动和利益诉求必然是多元化的，需要混合治理。

　　三千多年过去了，中国政权形式从王朝统治历经革命而演变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体制，但不变的依旧是大一统的国家观、民心的政权观和致治传统。这一超稳定结构的历史或许说明了，政治史的历史连续性比社会史的路径依赖性更强。诞生于西周的礼制过于早熟、过于发达，从而使华夏和蛮夷几乎都没有选择地“吾从周”。正因如此，中国成为一个由文明史观塑造的政治共同体，而其间出现的几次长达百年的战乱纷争的“社会史”也不曾中断这种文明史观，且至当代中国。

　　对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点和影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认为，“希腊模式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早期阶段，中国模式则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晚后阶段。”他还断言只有中华文明适合管理21世纪的世界。然而，当前的世界秩序所构成的人类文明旧形态，依旧被对抗性分配资源的政治所支配，并成为过去300年人类灾难性问题的根源。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