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明海英

　　5月8—9日，第六届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二十届年会在湖北荆州举行。与会学者围绕屈原研究、楚辞研究、楚文化研究等展开深入交流。

　　诗体发展的大飞跃

　　在中国诗歌史上，楚辞的产生意义重大，是继《诗经》四言体之后的又一新诗体。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敏俐表示，在楚辞诸体中，以《九歌》体最有特色，它以“3 兮 2”和“3 兮 3”两种句式为主，打破了《诗经》重章叠唱的体式，节奏婉转、词采飞扬、神奇浪漫。在赵敏俐看来，《九歌》体何以形成、如何认识它的章法结构、屈原在《九歌》创作中作出哪些贡献，这些问题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谷口洋认为，在汉魏晋时期，《离骚》体文学盛行，到了南朝，则被《九歌》体取代。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教授林家骊表示，《离骚》吸收了大量楚国方言，语言精练；同时虚字也运用得十分灵活，又常以状词冠于句首，造句很有特色。《离骚》全篇除了诗人内心独白外，还设主客问答，又有大段铺张描写，对之后的辞赋影响很大。

　　“《远游》《卜居》《渔父》是《楚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屈原的 25 篇作品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但在楚辞研究历史上，这三篇作品却一直存在争议。”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方铭认为，《远游》《卜居》《渔父》的主题与屈原的其他作品互为补充。同时，在内容和书写方式上与屈原其他作品形成完整体系，贯彻了屈原坚守孔子及原始儒家的人文立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姚小鸥将《招魂》纳入屈原关乎个体生命存在困境的抒情体系中去考量，从情感基质和艺术风格两个方面确认《招魂》为屈原所作。

　　屈原及其作品的接受与创新

　　“为了对屈原及其作品有深入的了解，汉代楚辞研究者采用‘知人论世’的方法网罗屈原事迹，同时对屈原的文学成就、人格与行事进行评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公安文化教研室副教授朱闻宇表示，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汉代学者将解经方法与经学价值观引入楚辞研究，形成了“章句训释”方法。

　　金元易代之际，耶律楚材以复杂的人生经历和多元文化背景为视角，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交融。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丁海玲通过剖析耶律楚材对楚辞的接受过程、从其《湛然居士文集》等作品中挖掘楚辞元素，探讨这一文化现象形成的深层动因，以期还原这一时期文化交融的独特图景。

　　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文艺呈现世俗化的倾向，楚辞序跋也进入世俗化的潮流中。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赵然表示，序跋创作主体走出了雅文化圈层，官员成为楚辞序跋世俗化的推动者，商人、刻工也开始创作序跋。他提出，楚辞序跋批评发展至宋代，序跋作者跳出唐代“书簏”式的批评方式，把阐释的重点由对他人研究内容的罗列转向释理与心解，力图发现经典原初本义，阐释经典“理义大本”，传递心灵的体察与认知，探求“诗人之意”。

　　继承与弘扬楚文化

　　屈原的家国情怀和求索精神跨越时空，对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长江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平表示，楚文化的开拓精神、创新气魄和包容态度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荆州市委宣传部部长郭小容表示，要自觉承担弘扬楚文化的重任，大力推进楚文化的对外展示交流、挖掘整理保护以及文旅融合发展。

　　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温斌表示，屈原对君子人格的追崇和实践，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格塑造的建构根基，其对后世的影响，尤其是历史性接受过程，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家国情怀为核心的精神内涵。

　　湖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屈鹏程深入探讨端午节屈原叙事的演变历程，通过制度史、历算、考古、文学“四维验证矩阵”，认为端午节经历了三次重大演化：战国时期的个体实践（《怀沙》的创作）、汉唐时期的制度整合（汉武帝的改革与唐代的赐衣制度）、宋明时期的伦理升华（朱熹的《楚辞集注》），最终形成“敬畏自然—追慕先贤—凝聚族群”的文化复合体。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教授肖波表示，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以屈原为代表的长江文学可作为重要的文化内核，体现在诗人相关的文化地标、文学相关的文旅景区、文学主题的文化线路、文学支撑的文明标识等多个方面；屈原这一标识性文化符号，可以形成巨大的文化牵引力，在多个区段、不同点位发挥作用，通过多元形态助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高品质建设，并提升跨区域协同水平。

　　会议由中国屈原学会、长江大学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