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的阿奎那与阿拉伯哲学——2025年中世纪哲学青年论坛综述（2）  

　　6月21至22日，2025年中世纪哲学青年论坛，即首届中世纪哲学青年论坛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对话中的阿奎那与阿拉伯哲学”。与会学者围绕希腊—阿拉伯—拉丁的思想接受史、阿维森纳与后阿维森纳的阿拉伯哲学传统、阿奎那与托马斯主义哲学传统和阿奎那之后的晚期中世纪哲学等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阿奎那与托马斯主义哲学传统

　　托马斯·阿奎那以其对古希腊哲学、阿拉伯哲学及基督教传统的系统性综合，成就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巍峨高峰。其开创的托马斯主义传统，全面渗透于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诸多领域，持久而深刻地影响着西方文明。学者们对阿奎那文本和托马斯主义思想的诠释始终存在张力，这种张力也彰显了这一传统的思想生命力。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归伶昌从阿奎那的形而上学中关于实体与偶性因果关系的理论出发，探讨了阿奎那思想中德性形成的因果要素和形成过程。归伶昌指出，根据阿奎那，德性的形成，在形式性要素上取决于作为实体的实践活动主体质料部分的欲求机能和种的形式部分的理智机能；在动力因要素上，德性的形成构建在特定的气性禀赋和欲求倾向基础上反复理性实践的铭刻。此外，就实践主体如何分有作为其偶性的德性而言，具有德性的人的行动体现了一种一致性、迅速性和愉悦性特征。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许可探讨了阿奎那意志理论中的意向问题。许可认为，在当代行动哲学的讨论中，行动者意志的意向问题不断受到关注。在中世纪哲学的讨论中，“意向”一词的拉丁文intentio译自阿拉伯文ma‘qul与ma‘na，一般来说，ma‘qul一词翻译自希腊语的noema，而ma‘na一词翻译自希腊语的logos1。虽然意志的意向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关乎行动哲学的问题，因为其必须指向一种行动；然而，在行动之前，其行动目的的产生，又关乎于欲望能力。在阿奎那的概念系统中，意志被定义为一种理智欲望；在这个意义上，意志的意向又关乎于理智欲望所由来的理智能力。由此，对于阿奎那的意志意向问题，必须从行动哲学与认知理论两个方面进行深入探析。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助理研究员邱羽探讨了阿奎那的“友爱”概念。邱羽认为，在阿奎那那里，他爱是一种意愿某善好偶性于某善好他者的行动。这一行动进一步基于爱者与被爱实体之间的情感合一，在这种合一中爱者将被爱者看作另一个自我，从而如意愿自我的善好一样意愿被爱者的善好。基于这一定义，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利他之爱的主要目的是被爱者现实地拥有、获得爱者意愿于她/他的善好。然而事实上，阿奎那给出了一个不同的解释：利他之爱的主要目的是爱者现实的拥有、获得被爱他者自身，即爱者与被爱者的共同生活。那么，作为善意之爱的他爱，如何能够导致爱者与被爱者的现实合一？邱羽尝试重构阿奎那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一方面，阿奎那的解决方案根本上不同于现代阿奎那研究者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阿奎那的思路揭示出其关于爱的理论中的一个更加深入的困难。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助理研究员尹智鹤探讨了卡耶坦是否是存在主义的托马斯主义者。尹智鹤指出，吉尔松曾将托马斯主义的形而上学定位为一种“存在主义”形而上学。在吉尔松看来，经典的托马斯主义者卡耶坦未能充分理解和发扬阿奎那最为核心的形而上学命题“esse（存在）是actus essendi（存在之实现）”，并且因接受了“esse essentiae”与“esse existentiae”的区分而容易走向司各脱的“本质主义”立场，故而不能被视为存在主义的托马斯主义者。雷利认同吉尔松对阿奎那的存在主义解读，但针对吉尔松的指控对卡耶坦的存在主义身份进行了辩护。尹智鹤总体上支持吉尔松对卡耶坦的判断，并结合对卡耶坦的相关论述的分析，说明了卡耶坦在何种意义上容易滑向司各脱主义。最后，尹智鹤通过解析“存在”与“跑”之间的张力，提出了理解“esse是actus essendi”以及“存在与本质的实在分别”的新路径。

　　阿奎那之后的晚期中世纪哲学

　　阿奎那之后的晚期中世纪哲学，充分展示了中世纪哲学极为复杂的思想维度。如司各脱革命性地突破了传统形而上学框架，埃克哈特大师开拓了神秘主义的精神向度，而苏阿雷斯则为早期现代哲学深埋伏笔。这些思想既延续经院传统，又孕育着历史巨变，共同构成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关键智识图景。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科研博士后孙嘉阳探讨了中世纪的关系理论。孙嘉阳指出，在经院哲学的论证技术框架中，很多学者会采取对存在与本质进行分离的策略。若侧重以上帝绝对优先的存在论策略，可能会导向托马斯主义所代表的实在论倾向。若侧重以取消存在论的策略，强调本质的普遍优先性，则可能会导向以阿维森纳等阿拉伯哲学家开启的纯理智主义倾向。中世纪晚期，司各脱尝试以个体化存在论与单义性法则为基础，构造一类全新的使存在与本质实现充分、完备与全息同一性的哲学模型，即将这种同一性解释为一种意向关系。将意向性即认知维度引入存在与本质关系需要克服很大的挑战性，即赋予认知维度最高阶程度的客观实在性。在无法摆脱神学人类学中心的前提下，这些规范被转化为各种理智规范，而理智规范通常被各种语义逻辑事态所刻画。受到亚里士多德对“关系”语义学定义的引导，认知及意向的活动性特征被“偶性”范畴所刻画。而在语义逻辑事态中，尤其是那些愈发高度抽象、复杂化的逻辑事态则需要凭借三位一体乃至变体论的帮助，从偶性关系转化为实体性关系——建构这种哲学模型的倾向在阿奎那文本中已有浮现。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雷思温探讨了埃克哈特与波墨对上帝存在的无性的解释与呈现。雷思温指出，在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的融合过程之中，如何处理上帝和存在的关系成为核心议题之一。面对将上帝视为最高存在乃至存在自身的做法时，埃克哈特开始强调上帝深处的神性所具有的离基深渊性。这种深渊性是对上帝的“无化”，从而使上帝具有了对存在的绝对逾越性。在经过库萨的进一步发展之后，波墨继承了这一思路，并将离基深渊的“无性”改造为非根据状态，为非根据之无注入了强劲的意志论因素。如果说埃克哈特对上帝的无化是一种立足于瞬间性的向上突破，那么波墨对上帝的无化则是从无的欲求中所诞生的精神性展开。以此为前提，两位思想家立足于无性提出了各自的泰然任之学说，并为后来德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副研究员贺腾探讨了埃克哈特对奥古斯丁德性观的批判与发展，并由此揭示了从传统幸福论伦理学到“合一”伦理学的理论演进。贺腾指出，奥古斯丁对德性提供了独特界定，即通过“爱的秩序”而非理性来理解德性概念。在奥古斯丁的伦理体系中，仍然保留了“最高善”和“欲望实现”等古典幸福论的核心要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埃克哈特提出了一种更具超越性的伦理范式，他认为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不应止步于奥古斯丁所主张的“通过爱亲近上帝”，而是应当超越具体对象化的追求，舍弃对“这个”或“那个”的执着，最终回归到与神性完全“合一”的纯粹状态。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书院教授尹兆坤探讨了苏阿雷斯从实体标准出发建立其形而上学体系的思想理路。尹兆坤指出，亚里士多德开始主题化讨论实体，并提出了判定实体的两个标准，新柏拉图主义在其上进一步提出了由己存在的新标准。经院哲学在实体学说上继承了二者，于是，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标准以及如何处理这些标准的关系便成为经院哲学的重要问题。苏阿雷斯在上帝学说中坚持了由己存在的实体标准，并且将无限看作这一实体的重要特性，由于无限性具有不可认识性、不确定性等特征，这使得上帝实体在形而上学上具有一个特殊地位；另一方面苏阿雷斯在被造实体中又坚持了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标准。在处理两个实体标准的关系上，苏阿雷斯强调了上帝的绝对性以及被造实体的依赖性，在一种秩序的类比统一性中来理解。由此，苏阿雷斯既在构建一种形而上学，又在最终的基础上帝那里留下了一个缺口。在主观上为神学留下了空间，客观上给出了一种超出形而上学的可能性。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李秀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