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之后：英国近代伦理思想的道德基础——近代英国伦理暨《启蒙伦理与古典功利主义》新书学术研讨会综述（1）

启蒙之后：功利主义与商业社会的伦理反思——近代英国伦理暨《启蒙伦理与古典功利主义》新书学术研讨会综述（2）

　　5月24日至25日，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近代英国伦理学学术研讨暨《启蒙伦理与古典功利主义》新书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近代英国启蒙伦理、休谟道德学说、当代伦理学界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以及对商业社会的批判等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商业社会与当代经济学的批判

　　商业社会以商品交换、资本流动和市场机制为核心组织方式，在近代欧洲逐步发展成熟。清华大学蒋益通过从亚当?斯密到黑格尔的思想史脉络，揭示了商业社会形成机制从“自然欲望”向“需要体系”的范式转换。黑格尔的突破在于将劳动确立为理性中介：市民社会的“需要体系”不再依赖自然欲望，而是通过劳动将动物性欲望转化为具有普遍规范性的社会需求。这种劳动中介论既吸收斯密历史维度（分工推动文明进程），又超越其经验局限。那么商业社会的幸福基于什么？

　　上海财经大学周冏论述了商业社会中的幸福问题。她从马克思关于劳动与异化的理论入手，回溯了亚当?斯密的商业社会理论。斯密商业社会的核心是以“自利—交换”和“多余的劳动生产物”为表现的普遍化交换，这样的交换源于人类为了维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长期合作。因此，斯密希望基于自利的劳动分工理论，构建一种“劳动—财富”的幸福路径，即将劳动创造财富作为商业社会的幸福基础。由于劳动所得的分配差异，斯密并不认为商业社会是平等社会，商人或资本家的财富积累具有正当性。对此，斯密指出商业社会的幸福仍然需要美德，美德能够赢得赞赏和肯定，这样人就可以追求自我提高，人在追求财富的积累中，就能够自我克制，不至于迷失在对物质财富过度的追求。上海财经大学梁捷阐述了19世纪末，经济学脱离道德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现象，这种学科的专业化导致了经济学与伦理学间联系的逐渐淡化，暴露出经济学背后道德缺失的问题。他强调重审功利主义伦理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联系的必要性，这能够为全面理解密尔思想提供可行路径，理解其著作的关联性与一致性。他指出，回顾19世纪世界道德科学与实践科学的构想，以激发更多关于经济学、功利主义和道德哲学间关系的讨论。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袁芳则探讨了马克思对商业社会的批判。她以“马克思对商业社会的批判”为主题，系统梳理了从马克思早期思想到苏联实践的理论演变与现实反思。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批判了市民社会的虚幻性，认为商业社会以“自由交换”为名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进而，她分析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强调“计划”作为应对资本主义商业危机的关键机制。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则重新认识了商业关系的角色，将其视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的“中间环节”。袁芳认为，“利用资本与超越资本”这一双重路径，正视市场机制在调节资源配置与满足社会需要中的积极作用。

　　功利主义批判与美德伦理

　　功利主义对"幸福最大化"的以及可操作的道德框架，在公共决策中影响深远，但其“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最大化”标准也面临诸多哲学挑战。现代伦理学中，它常与义务论、美德伦理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中国人民大学龚群从J. J. C. 斯玛特与伯纳德?威廉斯关于功利主义的争论入手，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果主义在西方伦理学界所呈现出多样化的修正路径，这些路径形成了一股理论“浪潮”。威廉斯借由功利主义的苛刻要求对个人完整性的侵犯，以及功利主义对行为者的诸多不正当要求，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功利主义理论。如今，功利主义理论已呈现分化：一方面，阿玛蒂亚?森主张纯粹的功利主义；另一方面，包括斯玛特在内的学者提出的修正版本，即追求总体效用的温和版本，以及“行为者复杂特权”的版本。上海财经大学方红庆从威廉斯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入手，讨论了如何改进功利主义理论。他指出，威廉斯是在和那些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道德世界的群体讨论道德问题，在这样的群体内，诸项道德原则或伦理规约被保留，这些原则和规约可以被用来改善功利主义对行为者人格或个人完整性。由此，方红庆提出一种有德性的功利主义，这种版本解决了过去功利主义学说的过度还原倾向，能够更好地兼容于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道德世界。中国人民大学聂敏里指出，诺齐克将政治自由主义建立在权利原则基础上；罗尔斯则建立在宽容原则基础上。他认为，宽容原则将导致诸多问题，聂敏里以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为试金石，论述了政治自由主义的前提和基础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正是这个前提和基础构成了政治自由主义的原则底线，它的首要原则和价值判断的根本依据，而其他的原则都是次级原则，建立在那个首要原则基础上，并最终受到那个首要原则的限制和规定。上海财经大学徐大建阐述了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的批评，认为功利主义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核心标准，强调社会总福利的增长，正义的常识性准则和个人自然权利的概念从属于社会利益；正义论则主张正义的常识性准则和个人自然权利的不可侵犯性才是道德的根本，优先于社会总福利。他指出，为了消除有关目的论和义务论的这些道德类型问题的困惑，关键在于区分不同类型的“善”与“正当”。

　　卢梭在《纳尔西斯序言》中提出的“顺势疗法”揭示了现代性困境的独特解决路径，即当科学艺术等文明成果侵蚀道德后，仍需借其构建“美德假象”来遏制社会崩溃，即以病症本身为解药。

　　上海师范大学王艳秀探讨了卢梭“顺势疗法”与亚当?斯密理论的内在关联。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虽未直接引用该概念，却通过三重反向演绎实践了这一逻辑内核。斯密对商业社会的功能性重构，是对卢梭“顺势疗法”的方法论的延展，认为可以借社会自身滋生的矛盾要素（如虚荣、制度、假象）构建动态平衡，以此修复现代性裂痕。杭州市委党校陈翱讨论了是否应当将博弈论置于社会契约的制定当中的问题。罗尔斯反对这样的应用，因为，第一“无知之幕”下并不具有必要的信息；第二博弈论所需要的特定信息在道义上难以令人接受；第三，正义原则应当在理想原则下达成，而不是掺入对各种偶然因素的考量；第四，博弈论所需的一系列实操有害于差别原则的实践简明性。另外，对于最不利者的关照，也不允许博弈论的应用。对此，宾默尔基于“扮演”的观点，认为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实际上会导致无限期的重复博弈。宾默尔和罗尔斯对于契约论的理解是两种进路，宾默尔对罗尔斯的反驳的效力仍有待考究。华侨大学杨昊指出，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于方法论的缺陷。罗尔斯强调个体不可替代的道德地位，反对功利主义允许牺牲少数人利益的整体最优逻辑，并主张正义应优先于善。进而他分析了“有限功利原则”试图通过规则和权利约束修正功利主义的努力。华南师范大学付文博围绕美德伦理学的道德类型学问题展开批判性讨论，指出当前关于美德伦理学与义务论、后果论的分类方式在理论上未能有效确立其独立地位。他认为，尽管学界通过区分美德理论与美德伦理学回应了努斯鲍姆的质疑，但所构建的类型学仍停留在观念层面，缺乏现实效力。隋少杰借助文学表达对个体的关怀，讨论了当代道德哲学理论对日常生活的忽视问题。她认为应将文学文本视为哲学反思的重要资源，以弥补规范伦理在处理具体个体境遇时的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