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之后：英国近代伦理思想的道德基础——近代英国伦理暨《启蒙伦理与古典功利主义》新书学术研讨会综述（1）  

　　启蒙之后：功利主义与商业社会的伦理反思——近代英国伦理暨《启蒙伦理与古典功利主义》新书学术研讨会综述（2） 

　　5月24日至25日，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近代英国伦理学学术研讨暨《启蒙伦理与古典功利主义》新书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研究近代英国伦理思想的意义

　　开幕式上，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献华表示，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人文学科更为需要。哲学研究，特别是伦理思想的历史反思，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秩序与价值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邓安庆教授的著作《启蒙伦理与古典功利主义》的出版将对推动中国学界对近代英国伦理思想和功利主义传统的深入研究发挥重要作用。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总经理鲍静静认为，《西方道德哲学通史（近代卷1）：启蒙伦理与古典功利主义》一书饱含着邓安庆教授的学术热情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是邓安庆教授多年研究英国近代伦理思想的成果，这套书有着严格的学术规范，尝试建立起一个哲学伦理学的体系。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邓安庆谈到该套丛书的撰写情况时表示，伦理学诸问题不仅在哲学学界，更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当代，我们需要怎样的伦理学，以及应当从何种视角入手探究伦理问题，近代英国伦理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他感谢学界同仁对著作给予的肯定和提出的宝贵建议。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共进行了29场发言，学者们围绕近代英国启蒙伦理、休谟道德学说、当代伦理学界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以及对商业社会的批判等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近代英国启蒙伦理

　　近代英国启蒙伦理是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阶段，以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核心，强调个人权利、社会契约与功利原则，对现代政治哲学和道德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任剑涛表示，学界对伦理学的追求偏重理论兴趣的同时，也应注重生活兴趣。邓安庆的新著对近代启蒙伦理问题的引出，以及近代英国伦理理论，能够为我们提供丰富的思想素材。重新审视启蒙伦理关于实践问题的理论资源，其融入生活的关于人与神关系的看法，提醒着我们避免导向单纯的知识兴趣。

　　上海财经大学郝云以“穆勒功利主义价值鸿沟的解决方案及其现代启示”为题，探讨了功利主义内部“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张力问题。他指出，休谟试图通过调和“所欲”与“可欲”来缓解这一矛盾，而穆勒在继承并发展这一问题意识的基础上，引入情感作为桥梁，主张在评估功利时不仅考虑行为结果的总体幸福效应，还应纳入人类情感和道德感受的权重。这一思路为当代功利主义的重构提供了重要启示，也提示我们在制度设计与政策评价中需兼顾理性计算与人类情感的道德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张霄围绕苏格兰启蒙运动对伦理学传统的革新展开，探讨了大卫?休谟及苏格兰学派对现代伦理学的两大核心贡献。其一，伦理学范式从传统“德性修养”转向“利己利他”关系模式。苏格兰学者将个体价值与市民社会伦理结合，提出以个人品质（如审慎、正义）为基础的新型道德体系。审慎强调自律与自我保存，正义则协调所有权关系，两者共同构建了市民社会的伦理框架，为现代功利主义奠定基础。其二，道德情操论重构了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将情感确立为道德本源。不同于传统理性主导或情理二元论，苏格兰学派以经验主义方法论证道德判断源于共情与情感驱动，形成“以情导理”的路径。

　　上海财经大学倪剑青聚焦于法国启蒙运动与苏格兰、德国路径的差异，系统阐释了百科全书派的核心主张及其对现代伦理学的影响。法国启蒙以达朗贝尔为代表，沿袭培根的知识图谱传统，将伦理学纳入科学认知体系，强调通过理性重构人类知识整体。百科全书派通过分类学方法构建“知识之树”，将伦理降格为分支领域，削弱了其独立性。其自然主义倾向深刻影响了当代进化伦理学。相比之下，德国启蒙以情感状态为道德动因，康德则转向理性立法，苏格兰派立足市民社会经验，三者共同构成启蒙多元路径。

　　华东理工大学陈迎年教授聚焦于伦理学中道德情感的本源争议与理论现实张力，揭示了跨文化哲学对话的深层困境。他以儒家心性论为基点，反思苏格兰情感主义、康德理性主义与法国自然主义的理论边界，质疑传统伦理范畴的现代适用性问题。同时，他也指出了所面临的困惑：面对道德理论的高度与实践之间的落差，伦理学如何避免沦为自娱自乐的概念游戏？其能否通过“自下而上”的经验抗争与“自上而下”的理论建构相结合，既保留儒家心性传统的精髓，又吸收西方启蒙成果？

　　南京工程学院毛华威聚焦于关怀伦理学中“移情”概念的理论重构及其伦理价值，批判传统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局限性。他认为，相较于理性主义伦理学建构的冰冷规范体系，关怀伦理通过移情机制将道德原则转化为情感认同，使外在约束内化为自觉行动，更契合人类作为情感存在体的复杂道德实践。上海理工大学刘科梳理了启蒙以来的伦理学发生的两次根本性范式转折，其一是自然法的理性化，其二是功利主义的世俗化。她聚焦于密尔古典功利主义的哲学路径在两次转型中的具体革新，以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自然法为背景，指出密尔在功利主义世俗化中对苏格兰启蒙的借鉴与批评，以及在边沁法制改革基础上重新为功利主义的价值原则奠基的努力。西南大学毛兴贵梳理了《论公民》早期英文与拉丁文译本的出版过程，指出不同版本之间的表述差异不仅是语言问题，更反映出霍布斯在特定政治语境下的立场调整。1642年首版拉丁文版与后续版本在措辞与论证方式上的演变，揭示出霍布斯的思想轨迹。《论公民》作为霍布斯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环节，其与《利维坦》《论人类》之间并非简单的前后逻辑关系，而是构成一种递进式的政治哲学建构。

　　上海财经大学郭美华从中国哲学文野之别，以及近代西方伦理文明形态，指出当代伦理文明应当对不同的伦理思想持有包容态度，批判了文化原教旨主义等立场，肯定了邓安庆著作中关于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他从《诗经》、儒家性善论，以及荀子、墨子和黄宗羲等先贤的学说入手，讨论了儒家伦理思想是否有关于普遍的正义原则、道德与伦理的区分，以及这样的思想是否是一种道德理论。

　　江西师范大学胡传顺从《启蒙伦理与古典功利主义》一书出发，探讨了苏格兰情感主义伦理学何以可能构成一种“道义实存论”。他认为，邓安庆在书中，尝试突破当代伦理学中美德论、义务论与后果论的碎片化划分，使伦理学回归存在论与德性论的统一视野。“道义实存论”主张伦理之“道”必须与实存之“义”结合，在历史效果中显现伦理的真实意义。

　　浙江外国语学院张江伟剖析了18世纪伦理学中“荣誉”与“德性”的张力，揭示现代社会转型的伦理困境。他通过分析曼德维尔、哈奇森、亚当?斯密的伦理思想，指出了现代性核心矛盾：当传统德性伦理失效后，依托社会可见性的荣誉体系虽维持秩序，却加剧道德内在性与外在规训的冲突，最终陷入德性空洞化与价值物化的双重困境。

　　南开大学迟帅讨论了近代英国启蒙伦理中关于自然法与保守主义的争论。他指出，在17世纪宗教改革与冲突引发的社会分裂背景下，保守派（如胡克、费尔默）与革命派（如霍布斯、洛克）尽管在政治权力来源上主张不同，却都致力于重建社会秩序。相较于自然权利论的个人主义，保守力量注重的是政治社会的整体性，因此他们从价值等级角度捍卫社会有机体观念。二者间的分异为当代思考社会团结问题提供了历史镜鉴。

　　休谟道德哲学思想的反思

　　休谟的道德哲学以经验主义和情感主义为基础，将道德哲学从神学和先验理性中解放，奠定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基础。他的思想影响了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和后来的功利主义者。但是，情感的主观性如何保证道德的普遍性也颇受争议。清华大学李义天基于休谟关于对道德的认知是一种知觉的主张，探讨了这种知觉究竟是印象还是观念。他认为，道德既不是关系，也不是事实或理性的对象，相反，道德是内心的知觉—印象—情绪，它是感觉的对象。

　　湖南师范大学文贤庆从信念—欲求机制入手，探讨了道德动机与行动理由问题。他认为，理性并非不参与行动，当休谟说理性在指导意志方面不能反对情感，理性也不能单独指导意志时，休谟是对的；但是当他说理性仅仅是激情的奴隶时，就错了。复旦大学程于聪以大卫?休谟的激情理论为基点，揭示了政治共同体整合个体的三重逻辑：首先，自爱与同情构成人性双重动力机制；其次，在利益维度上，激情体系催生“自利—公利”张力结构；最后，休谟引入“同意”作为政治整合枢纽：同情机制通过习俗、教育扩展为公共舆论，将情感共识转化为正义法则与政府权威；政治社会以制度性权力重塑激情表达边界，既约束自利的无序膨胀，又将同情效力范围从血缘地缘拓展至国家层面，构建基于情感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伦理基础。

　　会议上，专家学者聚焦近代英国启蒙伦理，尤其是休谟道德哲学思想，探讨了近代英国启蒙伦理的发展脉络，以及在理性与情感、个人与社会之间为我们提供的当代启示。苏格兰启蒙运动强调从德性修养向个体—社会伦理转向，休谟以“以情导理”重构道德本源为功利主义奠基；穆勒则在此基础上引入情感要素，试图弥合幸福总量与正义规范之间的张力；霍布斯通过政治哲学回应道德秩序的基础问题，展现出主权与服从的现代图景。总而言之，启蒙伦理的理性与情感融合的思想资源，为当代道德哲学的理论反思与实践关怀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