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经典著作及其伟大思想是人类的文明符号。在现实与古典之间，经典著作的思想与时代的价值、文化不断碰撞，历史上伟大哲学家著述中的思想和智慧对人类和时代问题仍然具有启发和现实意义。

　　今天，人类文明面临的挑战、人类社会的困境与希望都需要在继承传统，吸纳世界文化的基础上，在传统和现代之中理解和解决。中国社会科学网特推出系列专题《中外哲学家经典著作及其伟大思想的时代回响》，以飨读者。

　　《庄子》与庄子的逍遥与人格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之性命之情就在于兴仁行义。与孟子不同，庄子认为，人性自由而自在，人之性命之情就是自然英发、虚静恬淡，就是不为物累、不为物役，就是天机洞开、天性飞扬。“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对马而言，“义台路寝”比起“龁草饮水，翘足而陆”，环境固然优越多了。但后者逍遥无拘，想龁草时则龁草，想饮水时则饮水，想驰则驰，想鸣则鸣，其中之自由自在又岂是“义台路寝”所能比？动物尚且如此，人又何其不然？社会的束缚，世俗的偏见，个人的虚荣，足以使一个人感到强烈的威压，足以使一个人感到窒息，并从而发出人不如物的感叹。

　　在庄子看来，人类的烦恼与不幸并不是自然界造成的，而完全是人类自己铸就的。实际上，庄子把个性的自由与逍遥看得比其他任何一切都更为重要。庄子宁愿贫贱而不肯贵为卿相，其根本原因正在这里。所以，庄子所倡导、所追求的人格，决不是纯粹的无为，也不是无所好恶、无所追求的自然。自然无为是针对名利而言的，自然其实并不自然，无为本身即是有为。这种有为，就是不为物欲、名利所动，就是精神的自由、自在与洒脱，就是心性的宁静与淡泊，就是天机洞开、天性飞扬。  【阅读原文】

　　孟子的精神偶像与人生理想  

　　孟子声称：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人比得上孔子。（“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的这一说法，今天看来可能不奇怪，毕竟孔子后来被封为至圣先师，成为最高的圣人，但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因为孟子的时代，人们所认为的圣人主要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他们的身份是天子、君王，不仅有德，而且有位，是圣王。而孔子则是一介布衣，是普通的读书人，用当时的话说，是士；用今天的话说，是知识分子。无论是从地位还是从功业来看，孔子都无法与前面的圣王相比。那么，孟子为什么称赞孔子最为伟大，乃至于表示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向孔子学习？孟子的弟子公孙丑曾问：“伯夷、伊尹如何？”孟子不谈论其他方面，而是说到二人的出仕之道，他真正关注的是出仕的问题。在孟子看来，伯夷的出仕之道是洁身自好，原则性很强，对于合作的君主和民众有很高的要求。伊尹的出仕之道则相反，任何君主都可侍奉，任何百姓都可使唤，似乎没有原则，过于灵活。虽然伯夷、伊尹都有可取之处，但他们走了两个极端。孔子的出仕之道是，该出仕就出仕，该辞职就辞职，该长久就长久，该短暂就短暂，真正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符合中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声称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人超得过孔子。所以孟子对孔子的赞赏和崇拜，首先体现在出仕上，认为孔子为士人开辟了一条通过出仕参与政治的道路，并身体力行，坚守出仕之道，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春秋》还有一层含义，指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狭义的概念，孟子真正重视的是这一含义的《春秋》。在孟子看来，诸侯所修之《春秋》并不具有合理性，不能反映人间的正义，因为修史不只是对历史事实的简单记录，还应包括对历史的评价和批判。根据王道理想，只有有德的天子才有资格撰修《春秋》，才有资格对诸侯的“邪说暴行”做出评判。然而东周以降，周天子衰微不振，已不能担此大任，故孔子以布衣之身，行天子之权，对鲁《春秋》进行重新编订，将“春秋大义”灌注其中，通过隐约的笔法对历史事件、人物进行褒贬，致使“乱臣贼子惧”。这样《春秋》便不再是一部普通的《史书》，而是体现王道政治理想的大法，孔子作《春秋》也就可以与大禹、周公的功业并列，孔子与大禹、周公一样，都是古代的圣人了。由于孟子认为孔子的王道理想主要体现在《春秋》中，以后《春秋》公羊学主要发展了儒家的素王观念，而公羊学的素王说明显受到孟子的影响和启发。  【阅读原文】

　　《尼各马可伦理学》：亚里士多德难以把捉的“幸福”   

　　虽然《尼各马可伦理学》有2卷，即第7卷12-15章和第10卷第1-5章集中讨论了快乐及其与幸福的关系，但是，无论如何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既不能与快乐主义相提并论，也与后果主义没有关系。亚里士多德明确说过：“一般大众，尤其是本性粗俗的人，把最高的善和真正的幸福看做就是快乐，因此他们愿意过享乐的生活，这看起来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所以，亚里士多德一方面强调美好生活一定是快乐的，德性行为也始终与苦乐感相关，但是，他又强调如果把快乐或享乐视为最值得过的幸福生活，这些人的本性却太不高贵，“表露出了他们的奴性”，“偏好过动物式的生活”。

　　关于幸福或well-being的论证，亚里士多德最集中的论证是《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卷第6章中人出于灵魂品质的实践活动的“功能论证”所达到的结论：人的善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的活动，如果有许多德性，那么就是灵魂合乎最杰出、最完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这是从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所阐明的“幸福”最核心的思想，它是个体生命形式之完美实现的学说，以它为核心，我们才能准确把握这种“幸福”为什么是实践哲学的最高善：幸福是人们所欲求的善中最值得欲求的，没有什么同类可与之并列。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自足而完满的善的“自足”是指，那种仅仅因其自身就值得欲求并一无所需的生活，我们认为幸福就符合这一规定。由此，我们也才能理解，为什么作为实践所能实现的最高的善、最为幸福的生活形式不是“最有权威、最高主导”的政治学所研究的“政治生活”（它只是次优的），而是单纯理论的生活，因为只有这种生活，亚里士多德说，才是灵魂合乎最杰出、最完善的德性的自足而完满的生活，一无所需最像神的生活，因而，也最符合亚里士多德εúδαιμονíα之本义：有神灵护佑的生活。因而，人的生命活动的最好的神灵，就是人的灵魂，就是灵魂中的德性活动。  【阅读原文】

　　阿奎那《论真理》的真理观及其当代效应  

　　阿奎那是中世纪基督宗教思想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兼哲学家。虽然他在不到半百的有生之年没有什么值得传记作家们乐于书写的传奇故事，但是他为后人留下了汗牛充栋的学术著作。其中，鸿篇巨著包括大约180万字的《<箴言书>注》，以及每本超过300万字的《反异教大全》和《神学大全》，还有大约360万字的《争议问题集》。不仅如此，他还对亚里士多德、波爱修、伪-狄奥尼修斯等哲学家和神学家们的著作做了大量的评注，并且撰写过《论存在者与本质》《论自然原理》等诸多哲学短论以及《神学纲要》等其他神学作品。阿奎那是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哲学基础创立的托马斯主义，不仅是经院哲学的最高理论成果，而且是继奥古斯丁以新柏拉图主义为哲学基础创立的奥古斯丁主义之后，在基督宗教神学和哲学发展史上又一最完备的神哲学体系。当基督宗教神学在中世纪面临四面楚歌之时，阿奎那以其厚重的知识储备融汇百家之长，贯通古今之慧，以其卓越的思辨能力和大胆的革新精神创立的中世纪神学和哲学的最庞大、最完整的理论体系，最终成为一颗在西方世界精神已达于夜半时闪烁着理性火光的璀璨明珠。

　　《论真理》（De veritate）是一部代表中世纪哲学的真理观的经典著作。全书从基督宗教的视角讨论了两种类型真理：一是哲学真理，二是神学真理。它是阿奎那在巴黎大学任教时期（1256—1265年）撰写的一部鸿篇巨著，后来被收录在《争议问题集》中，是其中篇幅最长的一部作品。《论真理》探讨的主题是基督宗教哲学的真理问题，它涉及的基本问题和具体条目共有29题（quaestiones）、253条（articulus）。在哲学史上，有两个不同的思想传统深刻地影响了阿奎那的真理观：一个是强调本体论真理的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主要通过奥古斯丁、安瑟尔谟和阿维森纳的作品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个是强调逻辑真理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它主要通过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阿奎那在整合这两个传统真理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真理观。

　　阿奎那的真理观是经院哲学真理观的最高成果和典型代表。尽管它在历史上产生于中世纪，然而它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义上回响在当代思潮中。它不仅构成了人类思想史上极为宝贵的精神遗产，而且经过苏阿雷斯、笛卡尔、莱布尼茨等哲学家们的传承，已然成为影响当代真理观建构的重要思想基因。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