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涛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孟子，名轲，战国时邹国人。孟子的生卒，史书没有记载，学者根据其生平活动，推算为约公元前372年至前289年。据赵岐说，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人，但到孟子时，家境已经衰落，孟子出生时只是平民的身份。但是经过努力，他成为孔子之后儒家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后来更是被推崇为亚圣。在孟子的成长过程中，孟母无疑是一个关键的人物，刘向《列女传》记载的“孟母三迁”“杀豚不欺子”“断织教子”等故事，即反映了孟母在教育孟子上所付出的心血。但这只是外因，对于一个人来说，内驱力才能决定他到底能走多远。孟子很早就有了自己的精神偶像——孔子，是孔子给了他强大的内驱力，使他在成圣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孟子曾经说：从孔子到现在，不过一百多年，离开圣人的时代如此地不远，距离圣人的家乡如此地接近，但是已经没有继承的人了，已经没有继承的人了。（“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14.38）孟子显然是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的。 

　　  在著名的“知言养气”章（《公孙丑下》3.2）中，孟子更是直接声称：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人比得上孔子。（“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的这一说法，今天看来可能不奇怪，毕竟孔子后来被封为至圣先师，成为最高的圣人，但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因为孟子的时代，人们所认为的圣人主要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他们的身份是天子、君王，不仅有德，而且有位，是圣王。而孔子则是一介布衣，是普通的读书人，用当时的话说，是士；用今天的话说，是知识分子。无论是从地位还是从功业来看，孔子都无法与前面的圣王相比。那么，孟子为什么称赞孔子最为伟大，乃至于表示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向孔子学习？（“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值得注意的是，在该章中，是孟子的弟子公孙丑问：“伯夷、伊尹如何？”孟子不谈论其他方面，而是说到二人的出仕之道，说明他真正关注的是出仕的问题。在孟子看来，伯夷的出仕之道是洁身自好，原则性很强，对于合作的君主和民众有很高的要求。伊尹的出仕之道则相反，任何君主都可侍奉，任何百姓都可使唤，似乎没有原则，过于灵活。虽然伯夷、伊尹都有可取之处，但他们走了两个极端。孔子的出仕之道是，该出仕就出仕，该辞职就辞职，该长久就长久，该短暂就短暂，真正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符合中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声称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人超得过孔子。所以孟子对孔子的赞赏和崇拜，首先体现在出仕上，认为孔子为士人开辟了一条通过出仕参与政治的道路，并身体力行，坚守出仕之道，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古代的尧、舜、禹、汤，固然也伟大，但他们距离孟子太遥远，也无法效仿，孟子真正崇拜的，乃是与自己出生、地位相似的孔子。 

　　 我们知道，春秋末年社会阶层出现流动，士由于处于上下交汇之所，成为最具有开放性的阶层，下层民众经过学习努力也可以成为士。同时由于权力下移，礼乐征伐“自大夫出”（《论语·季氏》），甚至“陪臣执国命”（同上），那些掌握了各个诸侯国权力的大夫、陪臣，为了巩固统治，扩大自己的力量，把权力向下层士人开放，吸引其参与政治管理。孔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顺应历史的潮流，一方面他创办私学，为下层民众接受教育并上升到士阶层打开了一条通道。另一方面又提出“士志于道”（《里仁》），主张“学而优则仕”（《子张》），走了一条通过出仕推行政治理想的道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进入体制以改变体制。但孔子也意识到权力的异化，你想依靠权力推行政治理想，权力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会改造、利用你，孔子对权力不是没有警惕的。他提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就是表示与权力的合作是有条件的，虽然面对权力的诱惑，孔子也曾犹豫、动摇过，但孔子还是坚守住了，没有违背“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泰伯》）的出仕原则，为后人树立了进退出处的榜样。所以孟子崇拜孔子，首先是认可孔子确立的通过出仕推行政治理想的道路，孟子一生如孔子一样，周游列国，游说诸侯，选择的仍是孔子开辟的道路。其次是赞赏孔子坚守出仕之道，通过进退出处的选择，在权力面前保持思想与人格的独立，而不是屈从、依附于权力。《孟子》一书中谈论最多的内容是什么呢？是民本？是仁政？是性善？都不是，是士人的进退出处，是出仕之道。所以孟子关注、焦虑的是政治的问题，是士人如何出仕的问题，而他崇拜、赞赏孔子也主要在于这些问题。 

　　    但是得君行道、通过出仕推行政治理想是存在严重局限的，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由于把实现道、理想的希望寄托在权力上，必然会受制于权力。在专制制度下，权力是有自身的逻辑，不会因为依附于其上儒生的理想而改变。面对不受约束的权力，儒者即便坚守住了进退出处之道，最多只能独善其身，而难以做到兼善天下，两千年儒家无所作为，根本原因就在这里。那么，孟子是否对得君行道的问题有所认识呢？我认为是有的，当公孙丑问：伯夷、伊尹、孔子是否有相同的地方？孟子回答：当然有了。如果让他们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成为一国之君，都可以使诸侯来朝，天下归附；如果行一不义、杀一无辜，即使得到天下，他们都不会去做。这是他们相同的地方。（“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这段文字以往学者多有忽略，但却是孟子思想中最隐秘的内容，对以后儒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孟子的说法有没有根据呢？孔子得到百里之地，就可以称王天下？根据《论语》等材料来看，孔子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想法，虽然他自负地声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但前提是“苟有用我者”“如有用我者”，是有条件的，是得君行道。而且孟子评论的不只是孔子，还包括伯夷、伊尹，他们同样没有得百里之地而称王天下。所以孟子的回答不必看作是客观的判断，而应是其所寄寓的理想。寄寓什么理想呢？得百里之地而称王天下，已不是得君行道，而是为君行道；不是借助、依附权力，而是直接夺取、掌握权力；不是通过出仕推行政治理想，而是通过革命推行政治理想，实际是提出了儒家更高的政治纲领。而实现这一最高纲领，又必须奉行绝对理想主义的政治原则，行一不义、杀一无辜，即使得到天下，也不会去做。在最高纲领与政治原则之间，是存在巨大张力的。孟子提出最高纲领，显然是意识到得君行道的局限，希望通过为君行道而超越之。但绝对理想主义的政治原则，又使这一最高纲领只能成为理想，而无法真正实现。因此得百里之地而称王天下，不是靠武力征伐使诸侯来朝，而是靠人间正义、精神信念使天下归附。孟子这一说法产生出一种观念，即认为孔子可以称王，而且最应该称王。不过不是掌握政治权力的王，而是掌管文化、教育的王，评判人间正义的王，也就是素王——有其德而无其位的王。《孟子》一书并没有出现素王一词，但素王的观念却应是来自孟子，是孟子对孔子的重新诠释。《离娄下》8.21章记孟子曰：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迹”当为䢋之误，《说文解字》：“䢋，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据记载，古代设有采诗的专官，叫遒人或行人。每年孟春，他们摇动木铎，将天子的政令传达到全国各地。同时采集民间诗歌，献之朝廷，“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 。然而降至东周，王道衰微，诸侯骄纵，“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并非说《诗》三百散亡，而是说采诗制度被破坏，实际指礼崩乐坏，王道政治终结。自此以后，政治中心由天子降至诸侯，记载齐桓、晋文霸业的史书纷纷出现，此即“《春秋》作”也。这里的《春秋》是西周末期至东周各诸侯国编年体史书的通称，如《墨子·明鬼》称“吾见百国《春秋》”。因其为编年体，“以二始（注：指春、秋）举四时，记万事之名”，故称春秋，是广义的概念。下文鲁之《春秋》，与晋国的史书《乘》，楚国史书《梼杌》并列，指鲁国的史书《春秋》，是狭义的概念。《春秋》还有一层含义，指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狭义的概念，孟子真正重视的是这一含义的《春秋》。因为在孟子看来，诸侯所修之《春秋》并不具有合理性，不能反映人间的正义，因为修史不只是对历史事实的简单记录，还应包括对历史的评价和批判。根据王道理想，只有有德的天子才有资格撰修《春秋》，才有资格对诸侯的“邪说暴行”做出评判——此所谓“《春秋》，天子之事也”（《滕文公下》6.9）。然而东周以降，周天子衰微不振，已不能担此大任，故孔子以布衣之身，行天子之权，对鲁《春秋》进行重新编订，将“春秋大义”灌注其中，通过隐约的笔法对历史事件、人物进行褒贬，致使“乱臣贼子惧”。这样《春秋》便不再是一部普通的《史书》，而是体现王道政治理想的大法，孔子作《春秋》也就可以与大禹、周公的功业并列，孔子与大禹、周公一样，都是古代的圣人了。由于孟子认为孔子的王道理想主要体现在《春秋》中，以后《春秋》公羊学主要发展了儒家的素王观念，而公羊学的素王说明显受到孟子的影响和启发。 

　　 这样孟子便塑造了一位作为素王的孔子形象，作为自己的精神偶像。所以当公孙丑接着问：他们不同的地方？孟子引孔子弟子的话，对孔子做了高度肯定和赞美。宰我说：以我对先生的观察，先生远远超过了尧舜。（“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尧舜是天子，有德有位，而孔子只是布衣，他如何能超过尧舜呢？显然孔子超过尧舜不在其位，而在其德，在于他开辟的为君行道，通过文化、道德的力量影响现实政治的道路。得君行道，孔子只是臣，只能依附于权力；为君行道，孔子则是王，在文化精神上获得独立。从这一点看，自下而上用文化、道德影响政治的新王孔子，当然超过了自上而下进行统治的先王尧舜。这在子贡对孔子的评价中看得更为清楚：见到一个国家的礼俗，就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听到一个国家的音乐，就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德行；一百代之后评价这一百代的君王，也无法违背孔子的主张。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谁比得上孔子。（“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为什么子贡给予孔子这么高的评价呢？就是因为孔子提出新的政治观，政治的根基在德行，德行的根基在文化。上文的礼乐代表文化，用文化塑造德行，用德行影响政治。三代以上，礼乐与刑政合一，礼就是政，政就是礼，故有所谓周公制礼之说。春秋以降，随着礼崩乐坏，礼与政开始分离，“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日知录》）。但与此同时，孔子在民间开始了一场复礼的运动，“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通过礼乐教化，美化风俗，涵养德行，进而去影响政治，因此也可以说，孔子还开辟了一条觉民行道的道路。得君行道、为君行道与觉民行道，三者有机地统一在孔子的思想中。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可以理解有若对孔子的评价：难道只是人类存在差别吗！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土丘，河海之于水沟，都属于同类；圣人之于百姓，也属于同类。圣人高出了同类，超出了群辈。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这里有一个问题，孟子所引用的孔门弟子的话，真是出乎他们之口吗？我表示怀疑，因为在孔门弟子编订的《论语》中，并没有看到对孔子如此高的评价，也未见有微言大义的阐发。所以我更倾向将其看作孟子借孔门弟子之口，对孔子的重新塑造和阐发，是孟子心目中的孔子，也是孟子通过孔子所寄寓的人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