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罗安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老子学研究会副会长。

　　庄子（前369—前286年）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一生贫困，曾为蒙漆园吏，无多久即离职。楚威王闻知庄子很有才能，派使臣请他为相，庄子不为所动，宁愿贫困而逍遥自在。其思想见于《庄子》一书。《庄子》一书，据《汉书·艺文志》所载，本有五十二篇，而现存仅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自宋代以来，不断有人怀疑外、杂篇之部分篇章非庄子所作，至近代更有人认为外、杂篇为庄子后学之作。然而，现今流行之《庄子》，乃郭象所编，内、外、杂之分，亦始于汉，司马迁所见之《庄子》，当为五十二篇本。主张严分内与外、杂之别者，只见其异，而不见其同。如细察之，其所同实大于其所异，研究庄子思想，不宜局限于内篇，更不可严守内、外之界限。庄子只能是《庄子》书所表现之庄子，而不单是内篇所表现之庄子。本人认为，庄子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学术活动，在其一生中，其思想认识经历了变化，由儒而道的思想历程是清晰可辨的。《庄子》内篇是庄子的定稿，故有篇名，而外、杂篇是庄子的未定稿，故没有篇名。《庄子》的注本很多，重要的有郭象的注，成玄英的疏，以及吕惠卿、林希逸、褚伯秀、宣颖等人的注疏。郭庆藩的《庄子集释》、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是比较流行的注本。

　　庄子与孟子是同一时代，当时正值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祸频仍的年代，各国间的战事连年不断。面对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各家各派都在寻求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孔子以兴仁扬义为救世之方，孟子以仁政爱民为治国之道，墨子以兼爱非攻为平乱之术。然而，这一切，实际上只有远益而无近利，并不能解决在位君王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怎样才能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庄子认为：“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然而，当是之时，诸侯争雄，大国称霸，各国唯恐求强求霸于不及，又何以谈得上“在宥”？“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庄子·人间世》）因此，庄子虽有匡时济世之志，但他清楚地认识到，他的治世方略也只能像儒、墨一样，只是一种理论，根本不可能为某一当权者所接受，更不可能被推广运用。所以，与老子关注如何救世不同，庄子思考问题的重心，并不是如何救世，而是如何救人。他更多地考虑的是个人，是个人生命的价值，是个人精神的家园，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寓所。在庄子之前，无论是儒家之孔、孟，还是道家之老子，抑或墨家、法家，都只是从整体的意义上来探讨人、说明人、把握人，而从没有真正关心人的个体生命、个体意义、个体价值。从个体上关心人、把握人，在中国是由庄子开其始的。在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任何救世之方都无由得施的时代，生灵涂炭，生命的价值究竟何在？人的精神家园又在何处？这是一个时代课题，这一时代课题也正是庄子哲学的基本课题。

　　道家之为“道”，以至道教、道学之为“道”，原因正在于其崇尚“道”。道家、道学的一切理论都离不开“道”，庄子当然也不例外。老子讲道，庄子也讲道，但是其倾向有所不同。老子讲道是要为他的社会政治论寻求一个根基；庄子讲道，是要为他的人生论寻求一个根基。在庄子看来，道本来是自然的，人法地、法天、法道，人本来也是自然的，是自在的、是自由的。但现实中的人却一点不自然、不自在、不自由。“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 (《庄子·齐物论》)

　　人为什么会如此悲苦？人生的悲哀来自哪里？来自我们没有能够正确处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康德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过是工具或手段；只有人，方才是唯一的目的。这一思想，庄子早已有之。在庄子看来，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就是人的最高的目的。如果离开这一最高目的而片面追求功名利禄，都只能是对人的无情的损伤和糟践。如其所言：“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然其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庄子·骈拇》）天下自小人以至君子，都只对自己的生命作工具性的对待，都对自身的生命作了无情的糟践，都使自身成为某种外在于自己的东西的奴隶，这才是人生悲哀的要源。只有人才是目的，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就是人的最高目的，就是人生的终极意义。“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人皆有己、有私，至人所达到的境界则是无己、无私；人皆以建功立业为志，神人则无功业；人之为崇高、伟大，皆因其事，皆由其名，圣人的崇高与伟大，则无以为名。至人、神人、圣人，与常人的区别，就在于他们能够保守心灵的淡泊与宁静。在庄子看来，保守心灵的淡泊与宁静，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有人认为，庄子的理想人格就是自然无为，就是人貌而天，就是“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庄子·德充符》）就是“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庄子并非纯任自然，他有自己的追求。他反对追名逐利，反对为物所役；他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洒脱，注重个体心性的宁静淡泊。自然者，是保守心性的本然状态；无为者，是于物欲而无为。“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也不过是于物欲而不动于心。如此即所谓“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庄子·齐物论》）“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庄子·天地》）“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庄子·应帝王》）如此，才是所谓的自然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庄子·在宥》）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之性命之情就在于兴仁行义。与孟子不同，庄子认为，人性自由而自在，人之性命之情就是自然英发、虚静恬淡，就是不为物累、不为物役，就是天机洞开、天性飞扬。“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庄子·养生主》）“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庄子·马蹄》）野鸡生于自然之中，环境艰苦，时常食不果腹，然其逍遥自在，天性飞扬，决不肯被拘于笼中。对马而言，“义台路寝”比起“龁草饮水，翘足而陆”，环境固然优越多了。但后者逍遥无拘，想龁草时则龁草，想饮水时则饮水，想驰则驰，想鸣则鸣，其中之自由自在又岂是“义台路寝”所能比？动物尚且如此，人又何其不然？社会的束缚，世俗的偏见，个人的虚荣，足以使一个人感到强烈的威压，足以使一个人感到窒息，并从而发出人不如物的感叹。“庄子与惠子游于豪梁之上”，而感叹“鯈鱼出游从容”。庄子真正羡慕与追求的就是游鱼、野马、大雁的生性。他多么想像游鱼、野马一样地生活啊！“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庄子·齐物论》）他多么想成为一个栩栩然的蝴蝶啊！多么想像野马一样狂奔，像蝴蝶一样展翅，像游鱼一样悠然从容！游鱼、野马、蝴蝶的天性就是自由、自在、逍遥。庄子对于游鱼、野马、蝴蝶的赞颂，就是对于自由、自在与逍遥的赞颂。《逍遥游》作为《庄子》一书的首篇，所倡导的正是一种人生境界，这才是其微言大义之所在。

　　在庄子看来，人类的烦恼与不幸并不是自然界造成的，而完全是人类自己铸就的。实际上，庄子把个性的自由与逍遥看得比其他任何一切都更为重要。庄子宁愿贫贱而不肯贵为卿相，其根本原因正在这里。所以，庄子所倡导、所追求的人格，决不是纯粹的无为，也不是无所好恶、无所追求的自然。自然无为是针对名利而言的，自然其实并不自然，无为本身即是有为。这种有为，就是不为物欲、名利所动，就是精神的自由、自在与洒脱，就是心性的宁静与淡泊，就是天机洞开、天性飞扬。就是“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就是“胜物而不伤”，（《庄子·应帝王》）“不以物挫志”，（《庄子·天地》）“不以物害己”。（《庄子·秋水》）

　　席勒认为，“只有当人是充分意义上的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并且只有当他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全的人。”在文明社会，物对于人的压迫已经越来越剧烈，没有个性，没有思想，终日为功名利禄所困扰而不得解脱。人创造了物，本该是要物为人服务，现在人却要为物而奔忙。物与人的关系被颠倒了，并且人自己也成为上足了发条的钟表，只是身不由己地、无休止地、没有思想地做着机械运动。物，不仅成为压迫人的东西，并且人本身也成了物件，成了机器和碎片。庄子高举逍遥游，其根本意义就在于对抗物对于人的压迫。庄子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正是人的最高境界。

　　智能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大数据、AI、智能机器人，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当人类真正解决穿衣、吃饭这些生存问题，人应该怎样活着？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当我们进入庄子的思想世界，与庄子一同思考这些问题，我们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