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美国哲学家爱德华•麦希瑞（Edouard Machery）等人在Cognition期刊上发表了《语义学：跨文化风格》一文，通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人们关于专名指称直觉判断进行探究，发现普通大众并不广泛分享克里普克在哥德尔思想实验中有关“哥德尔”这个名字的指称对象的直觉判断，且普通大众的语义直觉呈现出系统的跨文化与文化内差异：约60%的美国受试具有克里普克式的语义直觉，而大约30%来自中国香港的受试则具有描述性直觉。[1]该研究对传统的基于直觉的思辨哲学论证方式发起挑战，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主流指称理论——历史因果理论——之可靠性提出质疑，在语言哲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激烈的反响，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研究方法和实验结果进行批判，催生了大量有关名称指称的实证研究，开启了语言哲学的“实验转向”，实验语言哲学随之成为语言哲学领域一个前沿阵地。

　　“实验语言哲学（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又名“实验语义学（Experimental semantics）”，二者的交替使用一方面源于语义学研究的哲学进路和语言学研究的重合，另一方面则奠基于（语言）哲学和语言学这两门学科互为摇篮的紧密关系：“是哲学的，定能为语言研究所用；是语言的，必然关涉哲学理论。”（王寅，《外语学刊》 2017第2期《哲学与语言学互为摇篮》一文中观点）[3]。实验语言哲学研究主要运用认知科学、实验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等领域的实证研究方法探讨核心语言哲学议题。根据其狭义的用法，实验语言哲学/实验语义学专指有关专名指称问题的实验研究，如戴维特（2011）、（2012）以“实验语义学”为题的论文集中讨论有关专名指称测试的问题；而广义的实验语言哲学/实验语义学则不仅涵盖了语言哲学领域中有关指称和意义研究的诸多现象和话题，如限定词、模糊语、颜色形容词、审美形容词、个人口味谓词、蔑称语言、仇恨言论、情绪概念、真值概念等，还对实验语言哲学的方法论进行讨论。因此，随着研究议题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实验语言哲学逐渐成为认知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如今，在实验语言哲学诞生二十周年（2004-2023年）之际，有必要对该领域的发展演进和前沿动态进行梳理总结，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向进行展望。尤其是通过对中国实验语言哲学研究者在该领域所取得的核心成果进行介绍，对加速实验语言哲学研究本土化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下文主要以实验语言哲学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专名指称——为例，从实验语言哲学的兴起、发展与未来三个维度对这场颇具影响的实验语言哲学运动进行述介。

　　一、实验语言哲学的兴起

　　实验语言哲学的诞生具有内部、外部双重动因。从语言哲学内部来看，“直觉中心论”在当代语言分析哲学传统中广为流行，正如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42页。）直言：“虽然一些哲学家认为直觉内容不够稳定，但是没有比直觉更为稳定的证据了，因而仍要将其视为重要的证据”。哲学家的直觉判断在语言哲学理论构建和论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直觉相符或相悖，往往作为判定理论学说之合理性与可靠性的标准。然而，由于哲学家的直觉判断可能存在主观性、认知偏见、个体差异、文化语境依赖等特征，这种坐而论道式的哲学思辨方法存在其固有的缺陷，藉由此范式构建的语言哲学理论之普遍性和可靠性令人生疑。

　　从语言哲学外部来看，一方面，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自然主义逐渐成为英美分析哲学界的一种主要思潮，尤其是在斯蒂芬•斯蒂奇（Stephen Stich）及其著作《理性的碎片》、《解构心智》等著作的影响下，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逐渐被引入到分析哲学讨论之中。本世纪初，乔纳森•温伯格（Jonathan Weinberg）等人发表的有关知识论的实证研究、约书亚•诺布（Joshua Knobe）发表的关于意图行动的实证研究，昭示着实验哲学运动的开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跨文化心理学一系列研究表明，来自不同文化群体的个体在认知世界时，其感知、注意、记忆等基本的认知过程中存在系统的跨文化差异。正是在这类研究的启发和影响之下，麦希瑞等将语言哲学中经典的哥德尔思想实验加以实证化，开启了语言哲学研究的新时代。因此，可以认为，实验语言哲学是对传统语言哲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有益补充，强调认知科学领域的实证研究和实验设计在解决语言哲学问题上的重要性，以确保对语言哲学问题的研究更具客观性、科学性和可靠性。

　　二、实验语言哲学的发展

　　早期的实验语言哲学主要围绕麦希瑞等学者（2004）的实证开创性研究展开。该研究有关专名指称之跨文化与文化内差异的发现，不仅对广为接受的历史因果理论之可靠性提出质疑，还向传统的扶手椅哲学范式提出挑战。继麦希瑞等学者之后，众多研究者在不同的视角下对该研究进行了批判，相关研究大致可归为两类：直觉派和使用派。[4]前者承认语义直觉在指称理论构建中的作用，但认为麦希瑞等学者的研究设计存在明显缺陷，如混淆语言直觉与元语言直觉、混淆讲话者指称与语义学指称、混淆认识视角、错误选择普通大众作为受试等，因而其研究结果不能支持其对指称理论和传统哲学研究方法论形成挑战。然而，作为回应，麦希瑞及其合作者在后续的一系列研究中发现，即使将上述可能的影响因素加以实验控制，中、美实验参与者的指称直觉仍然呈现出系统的跨文化与文化内差异。强调语言使用的研究者（如戴维特）则认为指称理论的构建和测试应该关注基于语言使用的语义事实，而非语言直觉；而语言使用的考察，可以借鉴语料库方法，或者可以通过诱发产出（elicited production）的实验设计来进行。但是，目前尚无有关名称的指称性使用是否存在系统的跨文化差异的研究。

　　回到直觉派这一阵营中，尽管专名指称直觉之跨文化模式一直处于指称实验研究的焦点位置，但是已有的研究多止步于对文化效应的鲁棒性（robustness）的验证层面，鲜有学者对其成因与发展进行探索。鉴于此，笔者在一系列研究中对指称直觉之跨文化与文化内差异的成因和发展进行了实证探寻，并撰写了实验语言哲学领域内首部以专著形式讨论专名指称问题的英文著作——The Referential Mechanism of Proper Names：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s into Referential Intuitions （《专名指称机制：指称直觉的跨文化研究》, 劳特利奇出版社2022年出版）。其中一项研究从发展心理学和跨文化视角切入，通过编写新颖的实验材料和实验任务，不仅验证了指称直觉判断之跨文化模式，更重要的是首次发现这种差异在儿童七岁时业已显现——来自中美两个文化群体的儿童之指称直觉判断分别与其文化内成人的指称直觉判断相似。这一结果促使我们思考，到底缘何人们的指称直觉会出现如此系统的跨文化与文化内差异。

　　鉴于已有的指称实验均大多围绕麦希瑞等哲学家改编的哥德尔思想实验展开，而该类实验材料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包含认知不对称性，即故事内专名使用者如约翰所了解的信息有限，而故事情境之外的实验参与者通过阅读实验材料获取了更为全面丰富的信息，笔者在另一项研究中通过借鉴心理学实验方法，对认识视角对指称直觉判断的影响进行考察。研究发现，所谓的指称直觉之跨文化差异似乎可归因于中国人与美国人惯常采用的认识视角择取策略的不同：中国人多具有描述性的直觉判断，是因为他们倾向于择取他人（即故事内仅掌握有限信息的语言使用者）的认识视角；美国人多具有历史因果式的直觉判断，是因为他们倾向于从自身具有认识优越性的视角出发来作答。这种指称直觉判断与认识视角的对应模式在后续的采用被试内设计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中国受试在采取他人的认识视角时会给出符合描述论的判断，而从自己的认识视角出发时给出符合历史因果理论的判断。换言之，在基于当代哥德尔案例的实验中，认识视角的改变导致指称直觉判断的改变。上述这两项研究通过独特的实验设计和素材，首次为有关指称直觉跨文化差异的形成原因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同时，这一研究结果也为指称理论测试的实验设计指出方向，未来的研究素材除了需要避免先前研究中指出的设计缺陷，还亟需规避当代哥德尔案例中的认识视角不对称性问题。

　　近年来，除了专名之外，自然种类名称（如“水”、“金子”等）的指称问题亦成为实验语言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议题。在讨论自然种类名称的指称问题时，人们常常将描述语理论、历史因果理论分别与语义内在论、外在论相联系。前者认为语言使用者心理的内在状态唯一地确定了自然种类词项的指称对象，而后者则强调该类语词之指称对象的获得依赖于外部世界的客观事实。如同专名指称的情形，长久以来，有关自然种类名称的外在论观点更受欢迎。然而，该理论的主导地位近年来亦受到了实验语言哲学研究的强烈冲击，甚至指称一元论——有且只有一个正确的指称理论——的立场也开始松动。

　　一些学者提出了自然种类名称的“指称混合论”，认为语言使用者可能既是描述论者又是因果论者，他们所处的语言文化群体并非严格地由“纯粹描述论者”和“纯粹因果论者”简单组合而成，而是可能由集描述直觉与因果直觉于一身的个体构成，在确定自然种类名称对象的过程中描述语信息和历史因果链条均发挥作用。根据该理论，受试在自然种类名称实验中体现出的差异可归结于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实验参与者正常情况下，描述语信息和历史因果信息指向同一对象，而在某些特定情形中，当两类确定指称的信息指向不同对象时，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唯一确定的信息可以识别出指称对象，此时语言使用者可能会择取其一来确定指称对象。另有一些学者提出“指称歧义论”，强调自然种类名称在不同语境中的指称确定方式不同——自然种类名称的具体例型的指称对象在一些情景中通过描述语得以确定，而在另一些场景中则需要诉诸历史因果链条，因而在指称对象确定方式上体现出一种特殊的歧义性。但是，不同于指称混合论，歧义论认为描述语信息和历史因果信息并非同时交互发挥作用，而是分别在不同的语境中单独发挥作用。这一系列研究结果表明，自然种类名称的指称确定方式比专名更加多样化，没有一个理论可以完美地涵盖、解释所有自然种类名称的指称。相反，自然种类名称的指称很有可能呈现以下情形：一些是描述性的、一些是历史因果式的、一些是歧义式的，而一些是混合式的。但是，具体而言，到底哪些类型的自然种类名称对应哪个指称理论，这或将成为未来实验语言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总之，名称（包括专名和自然种类名称）的指称作为语言哲学领域的经典议题，在轰轰烈烈的实验哲学运动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热烈的讨论，构成了实验语言哲学研究的一条主线。然而，迄今我们仍然不确定到底是否存在唯一一个正确的指称理论以及正确的指称理论到底是什么，但是已有的多维度的实证探索无疑为专名指称机制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证据，同时也为实验语言哲学领域其他议题的实证探索提供了启迪。

　　三、实验语言哲学的未来

　　过去二十年来，实验语言哲学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引人瞩目却又颇富争议的研究结果，对传统语言哲学坐而论道的惯常路径形成不可忽视的挑战。然而，作为一个较为年轻的学科，实验语言哲学自身体系尚未完善，研究议题虽在拓展但仍较为局限，方法论亦略显粗陋，因而其本体论地位与方法论取向屡遭质疑。

　　然而，若对当前实验哲学领域的惯常范式进行考察，便不难发现实验语言哲学的应运而生实则彰显了其在哲学实验研究中的优先性。长期深耕语言哲学领域的梅剑华教授在其最新力作《直觉与理由：实验语言哲学的批判性研究》（商务印书馆，2023年出版）中对这一观点作了精彩阐释。在梅剑华看来，如果我们接受达米特关于“语言哲学是第一哲学”的主张，那么与其他实验哲学分支（如实验知识论、实验道德哲学等）相比，实验语言哲学就处于更为根本、基础的地位，这种实验语言哲学的优先性主要体现在实验哲学的具体研究实践之中。通常，在实验哲学研究中，研究者基于经典的哲学思想实验，设计问卷调查或其他实验方案，考察受试在阅读完实验材料之后做出的回答并对其做出理论阐释。在实验设计过程中，任何实验文本材料的编写都离不开特定术语和概念的使用。虽然实验中受试被问到的是某个关于世界的事实，但这一事实藉由语言来表达，甚或被语言塑造。换言之，基于思想实验文本的调查，既是关于语言的又是关于世界的。由此，为了最大程度上提高实验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研究者在实验设计中必须对所使用的语词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警惕任何可能出现的语词效应，并需要及时对其进行反思、修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而言，实验哲学研究中语言分析优先，实验哲学就是一种语言哲学；若语言哲学是第一哲学，那么实验语言哲学就是第一实验哲学。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当前的实验语言哲学研究遭遇瓶颈。一方面，语言哲学研究实证化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二分对立趋向。为了便于设计实验，研究者往往将针对某一议题的相关理论进行二分对立地简化。譬如，在专名指称实验中，实验语言哲学家将理论阵营粗略划分为描述语理论和历史因果理论，且每个理论的要义也被简化成少数的条目以便做出理论假设。实验任务的设计同样基于非此即彼的立场，往往缺乏中间立场或混合立场的选项。这样简单化的理论假设和任务设计无疑会错失接近部分真理的机会。显然，未来的研究中，实验语言哲学研究者需要充分考虑更为复杂的理论图景与争鸣，设计更为周全、可靠的检验理论的工具。

　　另一方面，尽管实验语言哲学家惯于声称他们通过借鉴心理学、社会科学、认知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对语言哲学核心议题进行“科学”研究，但是迄今的实验语言哲学研究方法仍然主要囿于问卷调查方法。通常，实验语言哲学家将语言哲学文献中的经典论证案例实证化，邀请未经哲学相关专业训练的普通大众在阅读完研究者改编的实验材料之后做出直觉判断，其中的理念似乎是通过问卷调查就可以挖掘实验参与者的内在直觉。然而，这种问卷驱动的研究方法面临多重问题。其一，问卷设计的信度和生态效度有待验证，实验参与者的回答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验研究者的理论假设值得关注。其二，作为“直觉泵”的实验素材局限于少数经典的思想实验（如“哥德尔”、“孪生地球”等)，其语言描述晦涩冗长，情景较为单一，缺乏语言使用情境的多样性和代表性。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哲学思想实验到底是否能够成功地改编为心理学式的行为实验。最后，实验语言哲学家还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即从一把扶手椅转向多把扶手椅——从对哲学家自身的直觉判断转向普通大众的直觉判断——的方法论取向是否比传统的思辨哲学更为优越。因而，如何超越当前实验语言哲学“问卷驱动的浪漫主义”之现状，设计并实施合理缜密、科学有效的实验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针对实验语言哲学的方法论难题，梅剑华在《直觉与理由》一书中创新地提出未来的实验语言哲学研究需要从基于直觉的单重量化研究方法转向四重证据法，即整合量化分析方法、质性分析方法、苏格拉底对话方法和概念分析论证方法。其中，聚焦直觉判断的量化分析方法是迄今实验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尽管存在如前所述的多种缺陷，但仍可作为第一重证据。量化分析是实验语言哲学区别于传统语言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第二重证据聚焦实验参与者所提供的答案背后的理由，即关注点从直觉转向理由，这是因为实验参与者在作答时可能基于迥异的理由选择相同的答案，这就需要引入质性分析方法，通过书面的开放式问答或者半结构化访谈等方式以期获得更加丰富的见解。然而，由于这种藉由质性分析获得的数据依然具有主观性和片面性，为了达到更高程度的理性认识，哲学讨论中还需要引入苏格拉底对话法，使实验参与者置身于某种具体的情境，在此基础上，针对某个哲学概念或论题展开深度对话。其间，被访谈者需要面对访谈者抛出的问题与质疑，对所用术语概念进行澄清，以进一步形成较为系统成熟的看法。这种通过苏格拉底对话方法获得的知识更为客观、可靠，是实验语言哲学家值得重视的证据来源。第四重证据源自于概念分析，对实验语言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实质性的引导作用。在一项实验语言哲学研究前期，概念分析不仅可以为实验研究提供基本的框架和素材，还有助于研究者设计出更为合理的研究工具；而在研究后期，从前述三种方法获得的实证数据到具有哲学意味的结论的确证过程中，依然需要对核心概念进行严格定义和区分，并构建恰当的论证，以回应可能的批评和挑战。

　　可以认为，梅剑华在《直觉与理由》一书中对实验语言哲学之优先性的论述以明确的方式确立了实验语言哲学的本体地位，而后系统提出四重证据法，回应了实验语言哲学所面临的部分质疑与批判，为突破当前实验语言哲学方法论瓶颈提供了新思路，为优化、深化问卷调查驱动的实验语言哲学研究提供了新工具。在未来的语言哲学实验研究中，一个首要任务便是通过系统整合超越直觉的多重证据，以期获得更多洞见。

　　最后，如同李红在《论语言哲学再定向的综合路径》（《哲学研究》2023年第9期）一文中所言， 20世纪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业已衰落甚或终结，语言哲学研究的经典路径日渐式微，当今的语言哲学面临“再定向、再出发的内在动力和外在要求”（第85页）。本世纪初兴起的实验语言哲学，通过借鉴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领域的实验研究范式，系统考察哲学家和普通语言使用者视域中与人类语言相关的核心论题，无疑可以合理地构成语言哲学再定向的实证性基础，“给予我们丰富的事实图景、实验结果和理论刺激”（第87页）。倘若我们将2004—2023年间实验语言哲学发展看作其初级阶段，未来的实验语言哲学需要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扬长避短，通过进一步拓宽研究疆域、深化研究议题、革新研究方法，进入实验语言哲学2.0时代，成为分析哲学“语言转向”之后的又一重要发展与突破。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实验语言哲学视域下的专名指称机制建构”（21CZX065）。

　　【作者简介】：李金彩，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明园晨晖学者，研究方向为语言哲学、实验哲学。在Cognition、Journal of Semantics、Mind & Language、Metaphilosophy、《当代语言学》、《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等期刊发表数篇文章，英文专著The Referential Mechanism of Proper Names: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s into Referential Intuitions由Routledge出版社出版。

　　[1]Machery, E., Mallon, R., Nichols, S., & Stich, S. P. (2004). Semantics, cross-cultural style. Cognition, 92(3), B1-B12.

　　[2] 李金彩、刘龙根，2015，“实验语言哲学：革故鼎新抑或陈陈相因？”《当代语言学》第17卷第3期273-283页。

　　[3]王寅，2017，“哲学与语言学互为摇篮”，《外语学刊》第2期1-6页。

　　[4]详细综述请见：李金彩，2022，“名称指称难题的消解：实验语言哲学进路”，《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第2期19-29页。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