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宗教学的奠立，归功于毛泽东主席的积极提倡和任继愈先生的具体实施。1964年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标志着中国宗教学发展的一个新起点。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1978年恢复招考研究生，中国宗教学开拓、腾飞的时代终于开始。而在学界真正引领这一时代、有着筚路蓝缕之功的，正是任继愈先生。 

　　我走上宗教研究这条道路，直接来自任继愈先生的引领和指点。虽然我本人不是任先生的嫡传弟子，没有专攻任先生指导的专业，而我开始专注并研究宗教，以及后来在宗教学之路上的一步步发展，却都是在任先生的指引下、关怀下、鼓励下、提携下而成长起来的。因此，任先生是我选择宗教研究的引路人，也是一直在关注、指导我三十多年宗教学术生涯的恩师。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偶遇机会闯入了当时在我湖南家乡的一所“高校”，成为一名因高中毕业直接上学而资格不够的“工农兵学员”。失而复得的读书机会使我对学习有一种特殊的好感和疯狂，尤其开始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的人文学科领域广泛涉猎、博览群书。正是在这一学术求索、寻觅阶段，我有幸间接认识了任继愈先生，知道了任先生及其开展的中国哲学史和宗教研究。任先生对湖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我这位当时盲目求知、东探西闯的“知识青年”无意中却与任先生结下了缘分。这对于我这样在那时还从未走出过湖南、显然“土到家”的内省青年而言，确实是一种天赐、一种恩遇！“高校”毕业后我“留校任教”，但直接就被送下农村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三年多的农村生涯使我再度远离书籍、失去了钻研学问的机会。因此，1977年底终于回到学校的我再次燃起求知的渴望，也不甘心因为缺乏知识而被开始改革开放的社会所淘汰。在省城长沙高校三个月的进修苦读后我回校执教，同时也获知了世界宗教研究所招考硕士研究生的消息。已有了“大学生”身份的我那时已不可能再考大学，而且自己身边就有一群一九七七年招考的大学生就读。想从“老师”身份改变为“学生”的我只能下定决心考研求学。在任先生的鼓励下，我鼓足勇气报考了宗教学专业。 

　　1978年夏我第一次走出湖南，来到北京参加研究生复试。终于，我见到了敬仰已久的任继愈先生，也认识了世界宗教研究所最早参与建所的一批前辈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称为“八号楼”（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所在地，修办公大楼前拆掉了。建院20周年时让我代表青年学者发言，我谈起八号楼，散会后社科院老人笑我是“大龄青年”，因为知道八号楼。）的小楼上，任先生非常关心地询问了我的情况，介绍了研究所的发展前景。作为世界宗教研究所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复试者中最年轻的一员，研究所的前辈老师们对我的知识结构进行了考查，也进一步了解了我的研究方向和从事这一学术领域的意向及决心。任先生的关怀，老师们的兴趣，使我坚定了研究宗教的信心，这实际上也迈出了我此后宗教研究学术生涯的第一步。 

　　这一年的金秋十月，我如愿以偿，来到北京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习，正式接受国内宗教学最早的“科班训练”，成为中国宗教学领域“黄埔一期”研究生中最小的一员。许多令人仰慕，以前只能在书中读到的学术大家、名师，现在竟成了可近距离接触的老师！当时那奇妙的感觉和激动的心情是难以用笔墨来描述的。我们作为第一批的研究生，参加了不少由任先生亲自讲授的大课，同学们在一起也经常讨论任先生的治学方法、学术研究上的指导思想，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解和运用。因为自己报考的是国外宗教研究方向，所以任先生在我就读硕士期间就鼓励我争取出国深造，认为研究国外宗教应有实际接触和了解的基础和经验，要“入其内”、“出其外”，不隔且深求。任先生甚至还曾推荐我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进修，只是因为当时教育部规定未毕业研究生不能出国攻读，研究所才改派其他学者赴加学习。这种世界意识和全球眼光为我们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展示了大视域、拟定了大手笔，奠定了我们全方位、多层次宗教研究的重要基础。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所工作。院里曾一度借调我到外事局工作，有关领导希望以此能帮助我锻炼办事能力，增加社会活动经验。但任先生知道后，劝我以打好学术基础为重，主要精力仍应放在钻研学问上。在他看来，“办事能力”对我固然重要，却并非当务之急。这样，我在很短时间就结束了借调工作，回到研究所继续从事专业研究。在毕业后不到两年，所领导就积极推荐我出国攻读博士学位。任先生告诫我研究宗教必须要有世界眼光，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基本任务就要求我们放眼世界、开拓视域，而对宗教学的方法、体系也应有比较系统的了解、把握。任先生的鼓励，使我在走出自己宗教学术生涯的第一步后，再次鼓足勇气迈出新的一步，上更高一个台阶。 

　　五年留德生涯，我保持了与任先生的联系，而且也一直得到任先生的关注和关心。1988年底我学成回国，任先生已不再担任研究所所长，但仍然是我们研究所的名誉所长。这样，我仍然保持了与任先生的密切联系。在出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后，任先生还组织了不少宗教学研究课题，其中有些课题也邀请我参加。所以，我仍有机会经常不断地与任先生讨论学问，聆听到他的教诲。此外，在国家社科基金宗教学评议组，我们也定期与任先生一起讨论中国宗教学的发展，课题的设定和开展等问题。任先生还推荐我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并在他因年事已高而退出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会时推荐我继任宗教学评议组负责人之位，使我站到了参与、推动中国宗教学发展的第一线。 

　　在我担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期间，我一直保持着与任先生的联系，不断向先生请教治学之道、治所之方，得到不少启迪、受过许多教诲。回国二十年来，我春节期间只要在北京也都会去看望任先生，向先生汇报研究所的工作与发展，请教为学为人之道，任先生也总是非常耐心地听取研究所的进展，对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也感到非常高兴和满意，并且对研究所发展有许多前瞻、设想和建议，我们共同讨论，研究，也有许多同感和共识。因此，研究所的治所和治学仍然不断得到任先生的具体构设和指点，研究所的前进和成就也多有任先生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回顾自己这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一直都有任先生的关心、鼓励、呵护和指导。任先生总是默默地关心人、帮助人，从不张扬，也决不考虑个人的任何得失。常言说：“滴水之恩，报之涌泉”。任先生对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批宗教学研究生应该是有着“涌泉之恩”的，他却从不要求回报点滴。这种高拔、宁静和谦逊，令人敬佩、让人感动！现在任先生已经辞世，我们将以感恩之心，非常珍惜地留住这永恒的纪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