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1914年，金岳霖从清华毕业的时候，他们这些学生编印过一本名为《赠言》的小册子作为留念。金岳霖提交的文章是《说礼》。在那个年少青春之时，19岁的金岳霖对传统文化中的“礼”曾这样表达他的观念和理想：

　　儒教之陶冶我中国者数千年矣。其能致人心於不敝，弭恶行於无形者，非神道也，礼而已矣。……欧风东渐，厌旧喜新，夷狄诸夏，此其时矣！救末世而挽颓风，端在君子悦礼乐而敦诗书者，其有意于斯乎？

　　1914年8月15日，金岳霖等清华毕业赴美留学的学生由清华校长周诒春带领，在上海登上8月12日从香港启程而来的“中国号邮轮（Steam Ship China）”，途经长崎、神户、横滨、夏威夷，最后于1914年9月7日抵达美国旧金山港。根据护照，金岳霖的地址是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他第一个计划曾想入耶鲁大学习教育，后来改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清华人物志》，1992年，第117页）。1917年，金岳霖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在这一年暑假之后，他入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政治学以国家理论为开端，曾被称为“国家的科学（Staatswissenschaft）”，契合金岳霖“救末世”的学术理想。在哥伦比亚大学，金岳霖于1918年和1920年分别以《州长的财政权》和《T.H.格林的政治学说》获得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

　　1921年，金岳霖以乔治·华盛顿大学汉语讲师的名义，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了一篇英文文章“Radicalism in China”（《在中国的激进主义》）。文章发表于6月，在金岳霖公开出版物中，除了学位论文之外，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他的第一篇英文文章。他在文章中认为，“On the score of intellectual attainments, China has for many centuries clung to her own. She has always been proud of her philosophical achievements. Ever since her disastrous contact with the occidental civilization, she has been conscious of a certain weakness on her part, but until quite recently has not suspected that that weakness might lie partly in her philosophy. （就学识和思想造诣而言，中国数百年以来一直固守自己的传统。国人向来以本国的哲学成就感到自豪。自从与西方文明剧烈碰撞而遭遇重创以来，中国已经察觉到自身存在的某种弱点，但是直到最近才怀疑这种弱点部分根源在于她的哲学）”。同时，作为传统的守护者，金岳霖在这篇文章中也认为，“Literature is the means by which we take pride in our ancestors. And yet we can not sustain that pride, if our literature were lacking in beauty. The fact is that it is singularly beautiful. It is indeed ill suited to science, logical reasoning, or exact thinking, but for inarticulate feeling, for melancholic meditation, for poetry and for dreamy and subtle thoughts, it is unsurpassed, if at all equaled by any other language.（文学是我们缅怀先祖并引以为傲的方式。然而，如果我们的文学缺乏美感，这份自豪便无法维系。事实上，它本身便有着无与伦比的别致之美。它确实不适合科学、逻辑推理或精确思考，但是，对于难以言传的情愫，对于怅然悠远的沉思，对于诗意情怀的抒写，以及对于空灵幽微的玄思妙想来说，纵览世间语言，鲜有能与之比肩者，即便有可匹敌者也是寥寥无几）”。结合金岳霖在《说礼》中表达的理想，“Radicalism in China”是最早显示他走向哲学之路的文本，在这篇文章中，金岳霖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哲学和文学中逻辑学意识的不发达。文章发表的这个时间，金岳霖因母丧回到国内。冬天，金岳霖由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资助，赴欧洲游学。

　　1921年12月15日，金岳霖搭上从上海出发的轮船，再次横渡太平洋，假道美国去欧洲，并于次年的2月4日到达伦敦，开始了四年的欧洲学习和生活，最后于1925年底回国。他后来在《论道》的绪论中说：

　　民十一年在伦敦念书，有两部书对于我的影响特别的大；一部是罗素底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一部是休谟底Treatise。罗素底那本书我那时虽然不见得看得懂，然而它使我想到哲理之为哲理不一定要靠大题目，就是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而此精深的分析也就是哲学。从此以后我注重分析，在思想上慢慢地与Green分家。

　　这里所说的Green，正是金岳霖在博士论文中研究的英国哲学家格林，新黑格尔主义在当时英国的代表人物。关于休谟的学说，金岳霖说道：

　　休谟底Treatise给我以洋洋乎大观的味道，尤其是他讨论因果的那几章。起先我总觉得他了不得，以后才发现他底毛病非常之多。虽然如此，他以流畅的文字讨论许多他自己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表示他底出发点太窄，工具太不够用，任何类似的哲学都不能自圆其说，另一方面，也表示他虽然在一种思想底工具上自奉过于俭约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提出许多的重大问题，作一种深刻的讨论，天才之高，又使我不能不敬服。

　　金岳霖个人对休谟的哲学非常有兴趣，但是他认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提出问题的人，不是解决问题的人”。（在1928年发表的论文《休谟知识论的批评》）1926年，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建立哲学系，开始系统地培养中国自己的现代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他在1930年利用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的机会，指出了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在于逻辑—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他立足于先秦哲学和宋明理学以来的实在论哲学传统，结合现代科学和现代逻辑的发展成果，开始考虑建立自己的哲学学说。

　　1935年，金岳霖出版《逻辑》，为自己的哲学体系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工具和整个哲学体系的基础。1940年，他出版《论道》，以天人合一为立场、以现代逻辑为方法，根据当时科学发展（特别是相对论学说）前沿成果，为“道”提出了一个宏大的形而上学体系。《论道》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到现代哲学阶段。金岳霖在书中指出，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是“道”，“道”相当于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但是，对于中国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等，他在《论道》中明确地说明，“在情感上有一套相当的反应（Response）而在理智上没有明白的了解”。在“情感上有一套相当的反应”，就是说这些字具有情感上的丰富寄托，这种寄托又可以分为哲意的情感、诗意的情感和普通的情感。从哲学上来说，哲意的情感当然重要，而情感上的寄托也有公私之分，所谓的“公”指的是一个语言社会之所共有，“私”则是一个语言团体中某个人之所独有。金岳霖在《知识论》中则已明确指出，对于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从前者根本不能建立起后者。

　　在1948年12月完成的《知识论》中，金岳霖不仅再次表达出对于儒教的尊崇，更是在《论道》的形而上学学说基础上提出比之前更为条理化的清晰论证，而且专辟第十五章“语言”，谈语言、谈对于“道德仁义礼义廉耻”这些字的情感。依据《论道》中的本然世界概念，金岳霖在《知识论》的第九章“自然”中提出，“本然的现实虽不能觉，然而可以知”，因为“本然世界有共相底关联”。他接着说：

　　本然世界不仅有殊相底生灭而且有共相底关联。在论道书中，我们曾说，个体底变动理有固然。特殊的个体的现实或本然的现实，本来是有条理的。有一部分的人喜欢把现实看作“黑漆一团糟”，让我们底理智来整理出条理来。我们底看法不是这样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常如夜”，这样的话，本书也可以赞成。

　　对于传统上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常如夜”，金岳霖把仲尼即孔子作为官觉者（包括人在内但不限于人）的代表，从知识论方面进行了以下的论证。

　　首先，根据《论道》一书的理论，官觉者是现实的可能，也就是说，在现实的历程中，官觉者不可能不会产生，但是，也不必在这一历程的任何阶段上都会有官觉者。金岳霖认为，假如我们想像现实底状态而又没有官觉者夹杂其间，我们也会感觉到“夜”或“黑”。这里所谓“夜”或“黑”只是不明而已。这只是说我们既然假设没有官觉者，当然没有官觉；既然没有官觉，当然没有呈现；既然没有呈现，当然没有呈现中的形形色色，这个那个。在这条件下，本然的现实当然没有官觉者所有的“明”，而不明我们总可以叫作“夜”或“黑”。在现实历程的本然世界之中，这样的“明”是随着官觉者与知识者而俱来的，既然假设没有官觉者，即“天不生仲尼”，当然也就不至于有“明”。

　　其次， “夜”或“黑”与一团糟是两件事。即在以上的假设下，本然世界至多是无“明”而已，不至于成为一团糟。如果本然的现实可以因无“明”而成为一团糟，那么本然世界不止于无明而已，它简直不可以有明。

　　再者，所谓“明”是明其条理。如果本然的现实本来就是一团糟，则它根本就没有条理；假如本然的现实根本没有条理，我们当然无从明起，而本然的现实也就是不可以明的。除非所谓“明”不是明条理，而是创作条理。照此说法，本然的现实，当然可以没有条理，要我们明了之后，我们才创作条理，才给本然的现实以一种我们所加上去条理。这样的条理不但我们可以推翻，而且如果本然的现实和我们淘起气来，它也可以推翻。

　　最后，根据《知识论》的立场，金岳霖说，“我们不能不承认条理决不是我们所能创造的。这当然就是说，条理是本然的现实本来就有的。此所以我们在论道书中说，个体底变动理有固然。固然的理就是本然的现实底条理。本然的现实也许可以‘黑’，但是既有条理决不至于一团糟。”

　　对于“礼义廉耻”这些字的情感，金岳霖认为：

　　中国人对于道德仁义礼义廉耻，英国人对于Lord，God大都有各自相应的情感。这里说的是对于字的情感，不是对于字所表示的意义的情感。假若只是后一方面的情感，则换一套字或样型之后，情感不受影响。换一套字之后，意义仍旧，而所寄托的情感可不一样。这些字——现在说的不是具这些字的句子只是这些字本身——因为宗教，因为历史，因为先圣遗说深中于人心，人们对于它们总有景仰之心。这种情感隐微地或强烈地动于中，其结果或者是怡然自得，或者是推己及人以世道人心为己任。

　　虽然“礼”字和“道”字一样，金岳霖认为“人们对于它们总有景仰之心”，但是，他没能像《论道》那样，为“礼”提出类似的哲学构建。

　　即便情感再丰富，金岳霖毕竟把他年轻时的“说礼”理想换成了“论道”现实——这个现实过程体现了他作为个体的变动，这个变动同样遵守金岳霖所说的“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同样有因有果。学理上的原因，就在于无法对“礼”做出逻辑上的分析而不太容易思议，因为用金岳霖自己的话说，“思议底范围就是逻辑”。在金岳霖的学说中，“思议”与“想像”合起来称为“思想”，“礼”既然是不太容易思议的，也就是不太容易进行逻辑分析：

　　如“礼”字，这字非同小可。懂两国文字的人总会感觉到对于这个字没有办法。就我们这本书所谈的思议说，“礼”是不大容易思议的。从前的中国人也许“懂”这个字的多，想来也有不懂得它的；但是无论懂与不懂，礼字对于他们会引起恭敬景仰底意味。

　　在金岳霖的哲学体系中，共相的关联是理。所谓“理解”就是知道和发现共相的关联。而对于“礼”这个字，一方面，从“礼”字所表达的意念上的意义来说，礼之为礼，并不是一件容易思议的事情，另一方面，妙处也正在于此，它确实引起了情感上的寄托问题。虽然人到中年，在理智上对“礼”没有明白的理解，但金岳霖还是没有忘记自己年轻时的《说礼》。在这个时候，想起《说礼》中的那句“礼禁未然之前”的时候，他依旧充满着丰富的情感：

　　也许字有情感上的寄托其根据是句子有情感上的寄托；无论如何，句子有情感上的寄托。“礼禁未然之前”这句句子中的“礼”字绝不只是仪式的礼，因为说仪式的礼禁未然之前就不容易满足我们理性上的要求，礼字底意义一定超过仪式的礼，我个人不懂这所谓礼是甚么，虽然如此，我仍然接受它，并且念到这句话时，情感似乎非常之丰富。“大江流日夜”这句句子似乎不只是说一条大河一天到晚在那里流而已，它能够引起思古的幽情“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这样一句句子情感很丰富不只是有意念上的意义而已。

　　这段话中引用的英文句子出自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大意是“玫瑰纵使不叫玫瑰，芳香却是依然如故”。在《知识论》中，金岳霖在谈翻译的时候，谈到了“礼”这个字与“道”这个字的关系，为“礼”字的意义和情感，写下了一些比三十多年前更具理性的文字：

　　中国哲学底纯理成分少，所以也不容易翻译。中国人底“道”字恰巧有希腊文中的logos，在别的文字如英文似乎就没有相当的字，其它如天，性，命，体，用，诚，仁，义，礼，都是意味深长而意义在别的文字中得不到相当的字眼去表示的。在这种情形下，翻译即令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之困难的。

　　“道”字容易翻译，而“礼”字的翻译“非常之困难”，原因在于“礼”字的“意味深长”而体现出语言、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为了在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既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应用现代逻辑的工具和方法，以把中国传统哲学发展成为现代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哲学，金岳霖最终选择从“道”而非从“礼”开始，系统地建立起他的本体论和知识论学说。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逻辑与哲学体系建设视角下的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24AZX02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