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城乡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目前，移民依然是城乡共同发展的主要动力源。伴随人口的迁移，移民文化也不断渗透于城乡社会之中，且不断发生融合与蜕变。

　　城市社会的移民文化

　　曾有学者说，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仍没有一种文化传播可以超越人本身。移民文化的流动，恰好也体现了人的关键性作用。历史上移民的文化传播是双向的，移民会把自身的文化带到发达地区，也会把发达地区的一些文化带回乡村社会。有观点认为，当今移民社会文化流动的显著特点是文化与经济的冲突与融合，并主要表现为经济对文化的强影响关系。如今，这样的关系已逐渐扩大至整个城乡社会。

　　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口迁移主要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如从中西部到东部，从内地省、自治区到沿海城市和工业地区，主要目的为务工、经商和学习。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移民以主动的、发展型的、城市化移民为主，移民是中国当代城市现代化的能动要素，而移民文化则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精神动力。

　　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以及《国家新型城镇化计划（2014—2020年）》的公布与实施，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方向不再单一指向东部沿海城市。据段成荣等学者对我国人口流动转变的分析显示，“流动人口先在东部集中后逐步往中西部分散”“流动原因趋于多元化，社会型、发展型和宜居型流动增加”，即我国人口的迁移流动已呈现多元化的态势。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颁布，也让小城镇与新型农村社区的城镇化发展再次得到大力推动。在新时代城乡发展路线的带动下，城市、小城镇和乡村三者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

　　当然，快速城镇化背后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一些乡村地区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而出现人口过疏化。同时，一些位于都市里的村落，在经过“村改居”和旧村改造后，也正面临“消失”。不同的是，这些“城中村”将在行政上成为城市社会的一部分，其文化要素有可能得到保护和延续。

　　一直以来，“城中村”为城市务工人员提供了价格较低的住所，是城市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移民城市来说，“城中村”的意义重大。众所周知，深圳在乡村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可以说，“城中村”既是深圳发展的缩影，也是移民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文化的多样性。

　　在“城中村”，除了具有全国各地特色的餐馆之外，还能看到其他外来移民文化的延续。在深圳，有庙宇的“城中村”均能吸引来自潮汕地区的移民。他们把拜神的习惯带到深圳，并让“城中村”的庙宇得以保持正常运作。有些“城中村”的庙宇，甚至还是这些外来移民自己建造的。目前，虽然深圳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身份认同，但随着旧村改造和城市更新的推进，寄存于“城中村”的移民文化将面临一次重新构建。而渗透在城市旧村落的移民文化可能持续推动城市社会的发展。

　　乡镇社会的移民文化

　　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移民可知，乡镇企业曾经吸收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90年代初期以前，乡镇企业一直是农民在职业上“农转非”的主要途径。

　　日本学者藤井胜把中国的乡镇看作东亚“地方世界”的一种类型。据其分析，乡村（自然村、行政村）与城镇中心的关系属于基层社会里的城乡关系。城镇里设有各种机关部门，与乡村社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乡村也依赖于镇里的各种商业、服务业单位，这里面存在着社会经济关系。城镇化的推进，促使周边乡镇与周边县市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也改变着乡村与县市的关系。“地方世界”体现的是以乡镇和县市为基础单位所构成的一种城乡关系。

　　在小城镇、城乡接合部等“地方世界”的中心地区，移民文化的流动性较强，例如著名的侨乡——潮汕地区。自古以来，潮汕地区是典型的人口输出地，也是一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地区。潮汕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改革开放后大多移居到广州、深圳等国内大城市。他们倾向于从事商业活动，是推动城市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不仅如此，潮汕的部分地区还是人口输入地，如轻工业较发达的城乡接合部吸引了许多外来务工人员。但是，由于工作生活上与当地人的交流较少，且文化习俗上的差异较大，外来务工人员难以萌生归属感。也正因如此，该地区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界限显得比较鲜明。

　　与早期的乡镇工业化不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形式，陆续得到了各地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一些学者认为乡村旅游对乡村文化具有积极的作用，如肯定了乡村旅游是推动传统村落复兴、重构乡村文化以及保护乡村文化景观的有效途径。乡村旅游的成功将吸引部分城市移民回到故乡就业，同时也能进一步促进城乡文化的交流，对乡村社会移民文化的发展带来积极的效应。

　　易地扶贫搬迁中的文化再构建

　　除了以上具有主动性的移民之外，我国也存在部分被动的人口迁移现象，例如易地扶贫搬迁。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历初步探索、试点推进以及全面展开的脱贫工作后，一些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难题也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得到有效解决。

　　不过，据相关研究显示，易地搬迁被理解为一种致富的方式，但因地理空间的改变，迫使原来的村集体被重组，其文化也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融入迁入地文化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扶贫的农民在搬迁过程中较少有主动性，这使得迁出地的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易地搬迁也是让传承人接触新时代信息，寻求保护传统文化的一种机遇。事实上，易地扶贫搬迁后的文化再构建可以看作一种移民文化的形成。

　　城乡社会的现代化

　　从移民的现代化来看，有观点认为它是移民城市现代化的关键，具体来说就是移民思想和行为的现代化。换言之，移民文化的现代化也将随之得到实现。

　　随着城乡两大地域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之间的文化碰撞与整合愈发明显。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于走城乡融合发展的道路，而推动城乡融合的关键在于实现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据各国发展的经验表明，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乡村现代化的一个前提。我国城镇人口比率（城镇化率）的上升已为此打下了基础。但与此同时，快速城镇化也导致许多传统村落因人口流失而衰落。事实证明，人口过多或过少都不利于乡村现代化的推进。

　　在人口持续保持大规模迁移流动的时代，移民文化将不断促进各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城乡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中国文化的传承。因此，如何平衡移民文化和经济发展，是今后需要持续重视的问题。

　　（本文系深圳大学高水平大学二期建设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人口迁移与文化流动”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