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大学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会大学。从1888年汇文书院成立，到1952年新中国院系调整，金陵大学有着长达64年的办学历程，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52年院系调整后，金陵大学校址供新组建的南京大学使用，金陵大学的师资、图书、档案、校产也主要由南京大学继承。上世纪六十年代，我来到南京大学读书，后留校任教，在这所校园里已经生活了六十多个年头，对于南京大学以及其前身金陵大学的风物人情都有着深厚的情感。这也是我和金陵大学的缘分。2002年，南京大学举行百年庆典，我曾受学校委托，主编过一本《金陵大学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对于金陵大学的办学历程和成就进行了初步梳理。但是当时由于时间紧、任务重，那部《金陵大学史》未能全面展现金陵大学的办学成就，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近年来，随着新史料不断被发掘利用，有更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金大这所已消逝的大学，推动着金大研究走向深入。我在南京大学的同事朱庆葆教授，长期深耕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同时在多所大学有着丰富的教育管理经历，对于大学史的研究与编写有着独到的理解和认识。在他的主持下，历时数年完成了三卷本的《金陵大学史》（以下简称《金大史》），于2025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这套著作以详实的史料与深刻的洞见，为我们打开了观察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的重要窗口。作为一名终身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学者，同时也作为一名金陵大学史的研究者，我深感这部著作深化了学界对于金陵大学乃至整个中国教会大学研究，也为我们理解中国教育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打开了新的视野。

　　历史研究的基础在于史料，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史料更为浩繁庞杂。对于核心史料的系统发掘与精细考辨，成为史学研究能否取得创新性突破的关键。这部《金大史》的编写，对于档案资料的挖掘与运用，用功颇深。金陵大学的档案资料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藏于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有私立金陵大学全宗（全宗号649），共2700余卷。另一部分档案则为亚洲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简称亚联董）的中国教会大学档案，现藏于耶鲁大学图书馆，其中关于金陵大学的部分有五十余盒、六百余卷。亚联董的这批档案现已全部由耶鲁大学图书馆在网络上公布，供全球研究者参考使用。

　　《金大史》的编写充分利用了这两部分档案资料。书中大量的引文都是来自原始档案资料，这对于真实再现当时的历史场景，不仅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也丰富了历史书写的色彩。在这些档案中，包括金陵大学历年的校董会记录和校务会议记录、学校教职员工与学校的公务文书与往来信函、学校与政府机构的交涉文件、学校的课程表、师生情况的调查统计表，以及不同时期关于金大办学的各种报告，等等。《金大史》的编写者对这些档案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使用。如论述1927年前后金大改组立案的历史，就大量引用了校董会的会议记录以及校务会议的记录，来呈现校内外各方力量推动金大改组的历程。又比如论述1937年金大举校西迁办学的过程，作者通过梳理校长陈裕光与创始人会、国民政府以及主要教职员之间的通信，来反映不同群体的态度分歧，以及金大西迁的复杂过程。通过大量使用原始档案资料，为真实还原金陵大学的历史轨迹提供了第一手证据，纠正了既往大学校史叙述中存在的“戏说”、“神话”的成份，也通过历史的细节，对金陵大学的办学历程给予生动呈现。

　　在原始档案以外，《金大史》还广泛利用了金陵大学创办的各种刊物，这其中又以《金陵光》和《金陵大学校刊》最具代表性。金陵光创办于1909年，于1928年最后停刊。《金陵大学校刊》创刊于1930年，于1948年停刊。这两份刊物可以说是伴随着金大成长壮大的大学刊物。期刊中包括了文件制度、大事要闻、教学科研活动、校园文化、师生生活等丰富内容，是金大办学宝贵的记录。《金大史》还大量引用了金大校友的各种回忆录和口述史料，捕捉到许多档案文献未能记载的历史细节。这些鲜活的个人记忆与官方档案相互印证，共同构建起立体的历史图景，使这部著作既保持了严谨性，又具有强烈的历史现场感。

　　作为一所设在中国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从诞生之日就有着深深的西方印迹。随着近代以来学术制度和知识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转移，需要在中西文化汇通的语境下把金大作为全球知识网络的一个节点来看待。在这方面，《金大史》注重从全球的学术制度与知识网络的框架下来定位金大的办学。《金大史》对金大经费构成有着详细分析，论述了美国的创始人会对于大学经费的贡献。对于大学的治理结构，《金大史》进行了动态的考察，强调不同时期大学治理结构的变化。在早期，西籍教职员在大学管理和系科建设中都占据要津。而在金大立案后，中国籍教职员的主体地位日益凸显。《金大史》辟有专节论述基督教教育在金大的状况，以及国际上基督教发展的潮流对于金大宗教教育的影响。《金大史》还特别关注金大与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间广泛且持久的合作，其中以金大与康奈尔大学合作的“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最具代表性。

　　同时，《金大史》的编写者反复强调，“本土化”与“中国化”是贯穿金陵大学办学历程的重要主线。可以说，从金大诞生之日起，她就面临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金大校长陈裕光曾宣称，金大的办学方针就是“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吾国固有之文化，更臻完备”。陈裕光还提出了“文化互惠”的概念，“求人我文化长短之互相沟通与弥补。”这些体现了西方大学制度在移植到中国社会后，如何在中国场域中不断对话、调适的进程。《金大史》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述金大的本土化，以及金大与中国各级政府、社会机构的合作，认为金大在本土化的问题上走在了中国教会大学的最前列。1928年，金陵大学向南京国民政府申请立案，是第一所向南京国民政府立案的基督教大学。陈裕光在1936年时称，在过去的六年间，金大来自中国方面的经费及捐款达法币120余万元，金大从中国方面获得的经费多于其他任何一所在华的基督教大学。金大在办学上围绕中国政府和社会发展需要来设置的学科和课程，设置中国文化研究所加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这些都体现了金大融入中国社会、扎根中国土壤的办学取向。

　　长期以来，学界对教会大学的评价存在不同的视角，或强调其作为殖民工具的文化侵略性，或夸大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金大史》通过具体史实的分析指出，金陵大学既是西方文化传播的载体，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教育救国理想的平台。这使其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独特媒介。

　　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不仅要还原历史，更要为现实提供镜鉴。《金大史》在叙述历史的同时，也关注着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金大的办学历史呈现出一所教会大学不断“本土化”和“中国化”的历程，在探索如何“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在 “全球化” 与“本土化” 交织碰撞的今天，重审金陵大学的办学历程，我们不仅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现代大学的精神基因，更能在历史的镜鉴中，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找到方向。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使《金大史》不仅仅是对一所大学的历史记录，也是我们重新认识近代中国、思考教育规律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