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了必须遵循的“六个坚持”重要原则，深刻凝结着新时代以来的宝贵实践经验，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精髓要义。学者认为，这“六个坚持”系统深刻、逻辑严密、相互促进，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为“十五五”时期实现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等一系列发展目标，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纲领。

　　系统的战略指引体系

　　“六个坚持”之所以能够统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在于从政治保证、价值取向、核心任务、动力源泉、体制机制、底线保障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维度进行了一次系统性的集成与创新，实现了发展目标与实践路径、理论指引与具体方略的高度统一。厦门大学副校长方颖表示，“六个坚持”确立了发展的战略导向和制度框架，主要目标则聚焦于重点任务和实践路径，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科学完备、协调统一的行动体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坚持人民至上，奠定了发展的政治根基和根本价值立场，确保国家发展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系统推进，始终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坚持高质量发展与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明确经济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和根本动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从规模和速度导向转向质量和效率导向，更加依赖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着力完善资源配置机制和宏观治理体系，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体系现代化筑牢制度根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宏阔的系统思维防范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韧性与稳定性，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六个坚持’系统回答了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由谁领导、为谁发展、如何发展、发展动力何在、制度保障如何、前提条件是什么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胡尔贵认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坚持人民至上是根本引领和价值归宿，定义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质与最终目标，并统领着其他各项原则。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吴卫星进一步阐释道，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置于“六个坚持”之首，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确保了国家发展战略的连续性、稳定性和系统协同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最坚实的政治保证。这一原则，为长远大计奠定基石；能够破除区域壁垒和部门分割，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在此基础上，其他各项原则环环相扣、相互支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辉分析认为，“六个坚持”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发展的根本保障、根本立场、首要任务、根本动力、重要抓手和前提条件。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唯有依靠改革才能应对变局、开拓新局。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抓手，能够有效破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难题。统筹发展和安全，则是中国式现代化这艘巨轮能够劈波斩浪、行稳致远的基本前提。

　　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雷磊看来，“六个坚持”直指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关键矛盾和深层次问题。这些原则，源于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应对新时代严峻复杂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积累的弥足珍贵的成功经验，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极具操作性的指南。

　　在强调发展动力与安全保障的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开忠特别强调了《建议》展现出的战略前瞻性。他说，《建议》从顶层设计的高度，确立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定位，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关键之举。这一战略定位，既是对历史性机遇的深刻洞察和精准把握，也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自觉遵循，必将有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将原则转化为治理效能与发展优势

　　“六个坚持”为“十五五”时期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可操作、可落地的实践方案，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和运筹。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李迎生表示，坚持人民至上，要具体转化为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的可测量、可感知的指标体系与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在社会政策层面，需要善于运用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多层次、系统性协同发力，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取得更为明显、更为实质性的进展。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与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被学术界普遍视为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两大原则组合发力将有效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新质生产力创新活力，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张辉认为，应聚焦那些能够催生实质性变革和全局性影响的关键领域进行突破，包括具有高度灵活性和智能化特征的新型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领域，以及依靠前沿科技和先进组织方式构建的现代化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这类体系需要运用“链长制”等创新政策工具进行补链、强链、延链，并强化市场主体的集群协同效应。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增强。“六个坚持”将安全提升至与发展并重的基本原则高度，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在面对复杂严峻风险挑战时的战略清醒和底线思维。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冯维江认为，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对下一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可能面临的各类风险阻力有着深刻而准确的把握，也反映出当前和未来我们所具备的攻坚克难手段之齐全、应急防患储备之充裕、应对风险挑战工具之丰富是前所未有的。

　　“在极端情境下，没有国家安全，一切发展成果都可能归零。”胡尔贵提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原则，既是我们党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性前瞻部署，又是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战略性全局布局。《建议》中明确提高了对“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和“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的要求。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石绍宾认为，这体现了我们党更加注重主动塑造安全环境，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努力在高质量发展中动态、高水平地解决安全问题。

　　在当前的发展实践中，经济增长、科技创新、生态保护、国家安全等各项目标之间，短期内可能存在一定的摩擦，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为破解这类复杂困境提供了方法论指引。雷磊表示，要保持动态平衡，以“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努力实现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的良性互动循环。强化系统治理，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提升风险监测预警能力，通过“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政策协同，统筹好经济增长、能源安全与环境保护等多重目标。推动制度创新，完善生态补偿、风险补偿等机制，将安全、环保等指标科学纳入政绩评价体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发展与安全的最佳平衡点，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保障。

　　以学术研究服务“十五五”发展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孟捷表示，在“六个坚持”科学引领下，“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的顺利实现，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在内容架构、动力机制、实现路径等层面实现系统性创新，为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术理论创新提供丰富的实践滋养和思想启迪。

　　学术界作为服务国家战略实施的重要智囊和思想库，肩负着将宏大的战略意志转化为严谨的学理逻辑、将生动的实践探索升华为系统的理论成果的职责使命。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龚浩认为，学术界必须牢牢把握“六个坚持”和“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的核心要义，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部署，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冯维江表示，学术界的重要任务，也包括把党和政府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擘画、战略部署与人民群众切身可感的“百姓日用”之间的内在联系讲透彻、讲生动，揭示国家大政方针如何具体地转化为民生福祉，从而更好地凝聚社会共识、汇聚磅礴力量。

　　辽宁大学经济学部副主任霍伟东提出，学术界在践行“六个坚持”、服务“十五五”发展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研究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善于运用大数据监测、深度田野调查等现代研究方法，动态追踪民生政策的实践效果；在服务全面深化改革方面，要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并重，针对要素市场化配置、科技体制改革等重点难点领域，深入调研，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学术界需要运用丰富的调查调研方法，精准识别关键领域的潜在风险隐患，提出“预防—预警—应对—恢复”全周期风险管理策略建议。此外，还要重视学理研究的反馈机制，通过基层试点、政策试验等方式，验证学术假设，完善理论模型。

　　吴卫星提出，面对“十五五”时期的复杂议题和交叉性挑战，学术界需着力构建交叉融合的创新研究范式，勇于打破学科壁垒，大力推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哲学社会科学深度融合，显著提升前瞻性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效能；紧密契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关键核心领域加强实证分析、政策评估和效果预测；要致力于将“中国道路”的独特实践经验升华为既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又能够进行国际对话与交流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金融学院银行管理系主任宫迪表示，学术界尤其需要强化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风险研判能力，深入分析金融、能源、数据等关键领域的安全态势，为国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及时、可靠的决策参考。同时，还应积极推动理论研究成果的社会传播与国际对话，讲好中国发展的故事，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