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商帮”泛指旧宁波府属鄞县、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六县的企业家群体，如今其范畴又进一步扩大，包括余姚、宁海的商人群体。宁波商帮形成于明天启、崇祯年间，五口通商后，通过改变旧式商帮的格局，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至今仍活跃于世界各地。宁波商帮推动了我国工商业的近代化，为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有着漫长海岸线的宁波地区，历来有着浓郁的渔乡风情。在浓厚的海洋文化熏陶下的宁波商帮的成长和鼎盛，与这一区域的自然环境、社会氛围、文化积淀密不可分。宁波港处于中国漫长海岸线的中点，面朝太平洋，与日本、朝鲜、南洋相距不远。由于背靠镇东半岛，又有舟山群岛为屏障，宁波港因而具有不冻、不淤的天然优势。这种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其很早就成为浙东粮、棉、土特产的集散地。因此，它较早地营造了早期宁波浓郁的商业气息。宁波商人很早就把向外开拓的目光转向漫长的海岸线，早在秦汉时期宁波就开始了海外贸易，到唐宋时期，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站之一。正因为如此，唐宋元明四朝都曾经在此设市舶司，主管外贸、验货、征税、仓库等。到了明清时期，全国各省乃至海外东南洋群岛，凡商贾所萃之地，皆有宁波商人的车辙马迹，故有“无宁不成市”之称。史载：“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有坚强之魄力。”（杭州《民国日报》）由于南联闽广，东通日本，北通高丽，商船往来，物货丰衍，宁波很早就出现“商船番舶，乘潮出没”的景象。　

　　近代五口通商以来，宁波商帮利用通商开埠和洋务运动的契机，开始了由旧式商帮向近代工矿实业家的转型。他们将大量资本投入银行、保险、证券等新式金融业，加大对近代工矿、航运各业的投资力度。长期孕育的海洋文化和开放理念，使他们对开埠通商后近代经济发展趋势具有独到认识。因此，在宁波商帮崛起之初，就显示出果敢勇为的气派。　

　　他们善于依托开放的环境，创造外贸奇迹。镇海庄市人叶澄衷，以其拾金不昧的诚信精神获得了天赐良机。清同治元年（1862年），他在上海虹口百老汇路口开设了中国人最早开办的一家对外贸易商行：老顺记洋货号。由于虹口地处黄浦江边，又接近杨树浦工厂区，该地迅速成为五金业集聚地。后独家代理经销美孚火油，获利至少有10万两。叶澄衷也因此被称为“五金大王”“火油董事”，享誉沪上。　

　　他们善于借助时机，实现商业向进口替代型工业拓展。如镇海人宋炜臣，改变了最初的商业经营模式，加快向进口替代型工业转化，力求能够实现替代型民族工业的振兴。他先与叶澄衷合资兴办燮昌火柴厂，后在汉口创办了燮昌火柴二厂，开民族火柴工业之先声。后又开创既济水电公司，设立扬子机器制造公司，用于制造铁路、桥梁、岔轨、车辆、轮船引擎等。　　

　　他们敢于对外拓展，利用近代工业作为推力带动航运业的发展。如沙船业向轮船业的飞跃，就是这一创新的积极成果。航运业是宁波商人主要经营的行业之一，五口通商前宁波商人就已经营沙船业，航行海上贩运货物。之后，他们借力于近代机器制造业，加快推进航运业的硬件提升。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奉化人朱志尧设立了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这是当时上海最大的一家民营机器造船厂。在最初十年间，该厂制造了几百吨的小火轮15艘。　

　　“通商互市甬江东。”宁波商帮的成长与鼎盛，得益于沉淀千年的海洋文化。海洋造就了宁波商帮商人们纵横世界的雄心壮志、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勇气。他们拥有开阔的视野，善于把目光投射远方，感受时代发展的新气息。正因如此，鸦片战争后，宁波商帮充分利用近代通商口岸的开埠，不失时机地突破旧的经营模式，利用泸、甬对外通道，加大对外经济交流、改造传统产业、复兴民族工业。他们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勇于尝试和创新，他们所走的道路代表了旧中国商帮发展的一种方向。　

　　充分借力于辽阔的海洋，以海促陆，推动沿海工商业转型，寻找新的增长点，这不仅仅是宁波商帮寻求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更是一种开放经济条件下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准确把握。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