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目前最为紧要的是以下三项工作的开展。

　　一是对文学文献的整理注疏。别集和总集是文学家创作成果的汇集与总结，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别集通计亡书合八百八十六部，时存四百三十七部。总集通计亡书合一千一百四十六部，时存五百五十四部。在这些集子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集子数量巨大，占比90%以上。不幸的是，今传别集少有全者，基本上皆是零章断篇的拼合，明人广搜博取勉强凑成者也不过百余部。总集传世者唯《文选》《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诗品》四部，余者皆亡。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总集的整理注疏工作最为充分，出现了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名著，如李善的《文选注》、今人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等。而别集的整理注疏工作则显得较为薄弱，除了“三曹”“七子”、陆机、陆云、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江淹等人的集子外，大量文集尚无人关注。所以，进行全面的文集整理注疏，依然是古典文学研究者面临的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在别集之外，乐府诗这一文类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学界的整理注疏同样相当有限，除了为世所称的南北朝乐府民歌有一些选本外，其他如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等，则尚未见有专门的整理注疏著作问世。这一情况的产生，显然是缘于研究界常年来形成的“重民歌轻庙乐”的观念，而要开拓这一领域的研究，就必须打破这一壁垒，走进民歌之外更广大的世界。别集、总集、乐府诗文学文献，是开展文学研究的基础，做好整理注疏工作，文学研究才能进一步展开。

　　二是对文学相关领域的拓展。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彼时的经学、玄学、佛学、道教、地理、博物等领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打通文学与其中任何一个领域，文学研究就将获得一个广阔的天地。过去我们在这些领域有所开拓，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仍有继续拓展的工作空间。比如，文学与佛教的关系，其领域之大超乎我们先前的认知，这个时代的汉译佛经，据统计有一千多部，它们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土与外国知识阶层共同努力创造的成果，凝聚了他们的文学书写和思想智慧，其中有诗、文、小说乃至戏剧的元素。尽管其原始文本是外来的，但翻译过程中的加工改造却是中国式的，所以不能把它们排斥在中国文学范畴之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汉译佛经就是一个可以与此时传统文学相颉颃的极为广大的研究领域，需要研究者做极大的研究投入。再如，文学与地理、博物这一领域，以前的研究对于诗文中描写的事类，一般只是作为解读文义的知识进行了解，近几年的研究则深入到了解创作主体的知识构成与这一领域的关系层面。这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揭示了在文学研究过程中开辟相关领域的重要性。通过对这些知识成果的融合与吸纳，可以为我们充分认识文学文本的内涵打开一条重要的通道。

　　三是对北朝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在学术界，历来就存在重南朝轻北朝的研究传统，致使北朝文学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近年来学者虽努力开拓，但仍存在极大的拓展空间。比如，北朝各代使用的部乐歌诗，就是一个亟待拓展的研究领域，虽然这个领域世传文献极少，但自北魏以来留下的石窟壁画却保存了诸多丰富的乐舞图像资料，可以为阐释部乐歌诗提供重要的依据。而北朝的一些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过去因文献的缺失研究难以展开，随着出土的北朝墓志逐年增多，文献得到了补充，将墓志和世传文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研究，将为北朝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首先要明确的是，前人的开拓和所取得的成就，不是研究者止步的理由，相反，它们是后来研究的基础或起点。作为人文科学的工作者，其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寻求某一文学事件的真相，更重要的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和意识来过滤文学现象，重新书写自己理解、认识的文学历史，把一个“某种给定的观念世界改造成为一个远比一个世界更多的世界”（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这就意味着文学的本质内涵是永远难以穷尽的天地，学者们每一阶段的研究是后来者遨游文学世界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不但需要研究领域的开拓，而且需要研究领域的纵深推进。目前来看，其亟须纵深推进的研究领域包括以下三个。

　　一是对文学文本的解读。经历过几个研究阶段的学者都有这样的体会，同样的文本，对其思想内涵的发掘在不同时期总是会有所差异，原因在于研究主体的思想和观念在不同阶段会有所发展和变化，以不同的思想和观念去考察研究对象，结果自然不会完全一致。例如玄言诗，过去二十年我们对其的认知和今天是完全不同的，二十年前我们基本上是沿袭钟嵘所谓“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看法，但在今天，学者则对这一文学现象又有了新的解读，认为玄言诗的特征在于它的说理性，通过自然人世之物来言说和表现作者的世界观，是文学创新的生动体现，充分展示了这一作家群体鲜明的时代个性。类似这样需要重新认识、重新发现的文学文本还有很多，这就需要我们以新的观念和思想来解剖它，使其获得知识增值。

　　二是对文学批评概念的认知。随着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繁荣发展，文学批评也开始兴盛，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当时专门化的批评著作如《文心雕龙》《诗品》等应运而生。这些批评著作提出的批评概念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但由于时代久远，这些批评概念的含义和功能并不是轻易就能认识清楚的。近代以来，虽然有学者运用传统的注疏解释方法和西方的文学观念对之进行阐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这些方式方法毕竟还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注疏解释根于传统，离概念的含义最近，固然可行，然而，它对于概念运用的语境则多有忽略，有时难以揭示概念的真谛。例如，《文心雕龙·时序》中的“并志深而笔长”，其“笔长”一语，有学者解释为“笔意深长”，然而，颜延之《与王昙生书》云：“窃以叙德为事，但恨短笔，不足书美。”可见，笔是形容人的才华，笔短即才华不够，笔长则是才华横溢。所以，“笔意深长”的训诂解释显然是不得其意的。这就提醒我们，对于一些批评概念的认识，必须要深入魏晋南北朝文学这一大的语境方能得其真意。运用西方的文学观念来比照解释中国传统的批评概念，其中固有可行之处，然而，由于各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存在差异，二者不可能完全契合。比如，“意境”“境界”这两个概念，中西的意指和运用就存在极大差异，现在学术界之所以聚讼纷纭，没有统一的看法，就是根源于此。有些学者提出，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本位来认识中国文学批评概念的意义，这是很有道理的。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相关术语或概念，现有的认识虽然已经逐步经典化，但实际上却与其本义偏离甚远，仍然需要我们继续寻求各种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去深入认知，努力探求其意义。

　　三是对材料的集中利用和精确解读。如前所言，魏晋南北朝文献亡佚较多，这固然给我们利用文献进行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但由此在学术上也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带来了诸多难得的研究机遇。例如，魏晋南北朝原生别集的大量亡佚，就给我们提出了收集整理及复原其原始形态的要求，进而为研究这个时代别集的编撰体例和理念，形成一个重要的学术深入点。此外，现存的魏晋南北朝别集多经拼合而成，其中的相关文献往往具有复杂的时间层次与多样的材料来源，把握汉魏六朝别集的复杂面貌，亦可为这一时期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方向。又如，作家传记记述不完整，导致一些作家的生平履历、著述情况不甚清楚，这就在学术上给我们提出了比后面朝代更多的需要厘清的问题。当然，解决这些问题有相当的难度，需要我们在有限的材料上多下功夫，对零散的材料集中利用、钩沉索引、精确解读，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陶渊明的姓氏名字，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宋书·隐逸传》谓其名陶潜，字渊明，或云名渊明，字元亮，已不能确定。然而，在陶渊明的联句诗中我们发现，陶氏联句自署之名为“渊明”，这就可以确定陶氏之名实为渊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很多，相关的材料虽然很少，但只要多加留意，并非不能找到途径去解决它们。

　　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一个亟须开拓和推进的领域，在新的时代，学术研究者有责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开掘其深厚博大的学术意义，为推动学术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