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是一位英籍坦桑尼亚裔作家，也是 202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世纪60年代，年轻的古尔纳从东非的桑给巴尔移居英国，后在此定居结婚，并在教书之余从事小说创作，其作品体现了对异乡人彷徨心灵的深切观照和对移民身份危机的深刻洞察，赋予当代英语文学全新的景观。

　　所幸距古尔纳折桂诺奖还不到一年时间，上海译文出版社就推出了其作品第一辑五部代表作的中文版，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别样的文学饕餮盛宴。11月13日，出版方在南京先锋书店举行了古尔纳作品分享会。其间，江苏作家协会副主席鲁敏、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但汉松和外国文学资深出版人冯涛，围绕离散文学、古尔纳作品中的异质性和后殖民性等问题，与读者一道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感受“天堂”迷人的混杂性和异质性

　　冯涛：说起古尔纳，国内专业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在其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名字，此前也没有他任何长篇小说的出版，只有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一个短篇小说集里收入了他两篇作品，译界的介绍文章也仅有一两篇。如果说古尔纳是近10年，甚至20年来最冷门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不为过。他在获诺奖之前甚至没有得过布克奖，最接近的一次是1994年出版的《天堂》（Paradise）曾进入布克奖短名单。当然后来他还做过布克奖的评委。当时据说没有颁给他布克奖是嫌他写得不像非洲作家，对待殖民主义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剧烈或者那么典型，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鲁敏：我觉得这么冷门的作家获奖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的阅读常常会有一种慕强的倾向，就是倾向于大语种、大国或是热门作家，这在外国文学的阅读中比较典型。这些年获诺奖的作家确实都比较“冷”，从波兰的托卡尔丘克开始，包括今年的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包括这位出生于非洲的古尔纳，大家几乎都没怎么听说过。但是这种“不知道”是可喜的，可以改变、修正或者延展我们的外国文学阅读路径。这次古尔纳进入我们的视野，也是对我们阅读心理的一种调整或拓展。

　　但汉松：古尔纳确实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边缘作家”。我想最没有想到他能得奖的人可能就是他自己了。因为他之前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学者，而且是专门研究后殖民文学的，是《剑桥文学指南：拉什迪》（2007）的主编。他研究的“后殖民文学三杰”（指拉什迪、奈保尔和石黑一雄）之一的拉什迪都没得奖，自己怎么会得呢？所以这对他来说是非常意外的事。

　　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会颁给古尔纳？其实我在读《天堂》之前也不是很理解，但是打开《天堂》这本书，我就一下子被“勾”进去了。然后又去做了一些背景研究，我才发现，如果诺贝尔文学奖不颁给这样一位来自桑给巴尔的作家，世界文学的版图就是不完整的。说到桑给巴尔，可能比坦桑尼亚更让人陌生，因为坦桑尼亚是后建的——1964年才由桑给巴尔与坦噶尼喀合并而成。如果我们查一下维基百科、查一下历史书，就知道桑给巴尔这样一个东非的海岛，曾经在整个泛印度洋的贸易中连接非洲、亚洲、欧洲，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地方。其历史悠久，有着灿烂的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然后又有非洲文明，还有欧洲人带来的文明，是一个特别迷人的地方。我在视频网站搜索过桑给巴尔4K超清航拍，那个地方真是美极了，美到让你觉得它就是人间天堂。

　　人们对非洲其实有很多刻板印象。所幸打开了《天堂》这本书，我终于可以乘着魔毯，进入一个前现代的、以桑给巴尔为核心的小宇宙，去感受那种迷人的混杂性和异质性，这是一种非常愉悦的感受。强烈推荐《天堂》，刘国枝老师翻译得太好了。她的语感，她的这种诠释，非常贴合里面的那种遥远的带有异教气质的灿烂故事。

　　超越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的文本

　　冯涛：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古尔纳这五本书。但老师说的《天堂》，再加上一本《来世》（After Lives，2020），是作家本人建议可以先读的两本书。它们可以算作殖民主义的前世，就是殖民之前的历史。古尔纳要寻根，要找回他非洲的根。后面两本《赞美沉默》（Admiring Silence，1996）和《最后的礼物》（The Last Gift，2012）写的是主人公已经移民英国以后，其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故事，可以算作殖民主义的今生或者是后殖民主义。《海边》（By the Sea，2001）则正好介于前世和今生之间。它其中的一个主角已经移民英国，而且已获得大学教授的教职；另外一个在70多岁时仍然冒着很大的风险从坦桑尼亚偷渡到英国。这两个人的家族之间有一个纠缠不休的过往，毛尖老师甚至把《海边》比作坦桑尼亚版的《白鹿原》。

　　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称古尔纳“毫不妥协而且富有同情心地深刻揭示了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身处不同文化和大陆鸿沟之间难民的命运”。关于殖民主义这一点，身为肯特大学教授的古尔纳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校方也给他录了一个很长的采访视频，其中就问到你怎么看颁奖词中说的colonialist（殖民主义）这个事情，我记得他的反应就是“我不止这个”。刚才但老师提到，古尔纳还主编过《剑桥文学指南：拉什迪》这本书，拉什迪就是一个典型的后殖民主义作家，而且古尔纳获诺奖后也成了殖民主义文学和后殖民文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那么，我们该怎么看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到底这两个概念是否能够完全概括他，还是远远不能概括？为什么有那么多我们已经盖棺定论的典型的殖民主义作家或是后殖民主义作家没有获奖，而最终是古尔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独特性究竟体现在哪里？

　　鲁敏：我觉得给他贴上“殖民主义”的标签，就像他当时对殖民主义的反应一样。事实上，对于学界把拉什迪、奈保尔和石黑一雄冠以“后殖民文学三杰”，像给水果贴标签一样贴在一块儿，他们三个人其实是很愤怒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都是独立的个体。

　　冯涛：是的，石黑一雄也不认可，说他不是什么后殖民作家，他的写作是international（国际化）的，他已经摆脱了那些东西。

　　鲁敏：所以，所有的标签都是有局限的，作家其实对此不以为然。但是话说回来，我觉得古尔纳身上的殖民主义特色，当时奖项在寻找他的时候可能一开始嫌他不够，可后来发现确实存在，所以他像是处于似有似无之间。尤其是读他的《海边》，包括《最后的礼物》，里面有很多典型的事物，比如难民救助中心或者是移民救助中心等，会反复出现。包括里面谈到发现新大陆的那个过程，谈到地图以及英语大辞典里对于摩尔人的定义。对于很多敏感词作家自己就很敏感，他的这种敏感我觉得不完全是殖民意义上的敏感，而是一个处于非文明中心、非欧洲中心，或者说是非发达文明中心的边缘地方人对于这种身份认定的敏感，所以我觉得在读古尔纳的书时，我们对人性的感受会大于对殖民主义的感受。因为人在这个世界上会不断有迁移的发生，我们都是迁徙的人类，在迁徙的过程中可能是从小地方到大地方，从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所以读者在读他的作品时会感受到其泛指是很多层面的。

　　比如说《最后的礼物》中的女儿汉娜，到未来公婆家做客。男友的爸爸问她来自哪里，她就很自然地回避，然后那个父亲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连自己的出身都不愿意谈，这是一种过分的自卑，还是一种文化上的回避？就是这种敏感的字眼，古尔纳捕捉得很好。包括书里的母亲，她去看病的时候，医生对她的训斥或者是对她的藐视，她都畏畏缩缩地接受了。这里面描写的人和人的差异性，不仅仅是殖民主义可以概括的，而是人在迁徙过程中发生的文明的差异、阶层的差异，当然也包括教育背景、家庭结构等，这些差异都会使人敏感。

　　冯涛：在《最后的礼物》中，汉娜甚至羞于使用自己有非洲色彩的名字。古尔纳对汉娜见未来公婆场景的描写，我也是赞不绝口的，因为你会想当然地以为，父亲肯定会展现那种高等白人对于这样一个有色人种未来儿媳妇的优越感。古尔纳没有把她未来的公婆写成不是这样的人，一切都符合你的预期，但是又远远超过你的预期，里面对于这种人情世故的细微把握令人叹为观止。他们其实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但是又表现得好像很能理解你、同情你。汉娜的母亲是在医院做清洁工的，而汉娜未来的婆婆是一家医院的拥有者，这样的身份表达得非常贴切而且奇妙。汉娜对自己的身份特别敏感，而她的弟弟似乎没有她那么敏感，两人都受过高等教育，都拥有博士学位。弟弟是一位学者，做的正是关于移民及移民群体的研究。汉娜在其中的一个观感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在维多利亚火车站，她看到一对明显是从殖民地来的有色人种母女，她说她们看起来是多么绝望，又是多么丑陋啊！我觉得这正是古尔纳对自我身份极端敏感的一种表象化。

　　鲁敏：古尔纳对这种气息的捕捉，让人读起来还是挺有共鸣的。当然，这与几位译者翻译得非常细腻、非常微妙，层次感把握得很好不无关系。毫无疑问，古尔纳的作品确实大于殖民主义，因为它能让更多的读者唤起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在评判他人过程中所面临的那种鄙视链的感受，以及人在迁徙过程中必然会获得，甚至可能伴随终身的身份标签和烙印的隐痛。

　　后殖民理论无法解释非洲经验

　　但汉松：如果作为一个学者来看这些书，我会觉得发现了一个富矿，那里面确实很“后殖民”，有太多的东西可以拿来做论文、写专著。我认为这在未来会是一个学术增长点。而且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古尔纳这样一个作家显然也是深谙后殖民主义的那些套路、那些话语，作为大学教授的他就是教这个的。

　　冯涛：他在写的时候就已然在跟那个话语对话。

　　但汉松：他非常懂“后殖民”，但又不太愿意接受这样一个label（标签），所有的后殖民作家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label，因为过于将其框定了。就是说，一旦将你的文学变成某种主义的附庸，它就会变得过于简单。后殖民文学特别容易掉到一个什么样的窠臼里呢？就是那种控诉文本。什么叫控诉文本？就是不管我是殖民的前世还是今生，我的身份的混乱，我的贫困，一切无根的错乱，都是西方这些宗主国造成的，是你们造成了我们的无家可归、文化的破碎，以及我们这种失语，等等。这就是一个blame game（指责游戏）。“后殖民文学三杰”当中没有这种现象，但是有大量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带有这样的痕迹。

　　冯涛：古尔纳还是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研究专家，后者一直是历年诺奖赔率榜上获奖概率高居前列的一个作家，他恰恰是刚才但老师说的这种倾向的代表。他坚持用非洲本土语言创作，而且把一切罪过都推在殖民主义身上，就是黑人的原住民都是善良的，都是天真纯洁的，所有的罪过、所有的罪孽都是由欧洲的白种殖民主义者造成的。

　　但汉松：对，我想这又涉及一个比较深的问题，就是后殖民理论是怎样产生的。它其实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整个第三世界进入到一种加速的所谓“解殖”，就是去殖民化的过程，几乎所有的前殖民地都独立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后殖民理论当中最大的一个关注点，其实就是一种自由的政治、解放的政治，所以你看像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1935—2003）这样一些人，他们被称为后殖民理论的奠基人物。观察这些人物，你会觉得他们的经验很有意思。他们更多地是基于巴勒斯坦这样的地方，中东地区或者是印度地区，所以后殖民理论也有“三杰”：萨义德、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和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这三个人都在美国名校执教。他们的这些理论其实本身也存在着抵牾，不能说他们是同一个东西。相对来说，20世纪70年代的后殖民主义更加强调解放的政治，主要是声讨帝国主义及其残余。然后法农说要革命，要用暴力的方式，才能够消除脑子里的奴性和对殖民者精神上的依赖。但是到了后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即使在后殖民理论的发展当中，在出现了后结构主义倾向的时候，像霍米·巴巴这些人已经反对萨义德的划分了。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就是一个空间的理论：这是宗主国，这是殖民地，或者是前殖民地；宗主国是坏的，前殖民地受难者是好的，即使他们有坏的地方，我们现在也不宜过多地去谈论，因为这不利于我们的“解殖”事业。但是到了霍米·巴巴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太这样了，他更多是解构主义的方法，就是强调异质性和含混性，所谓“第三空间”这样的概念就出现了。

　　所以你会发现，古尔纳的这些小说，其迷人之处就是他反对这种地理上的二分法，因为桑给巴尔就是一个极为异质、混杂的空间，如果我们用传统的那种非黑即白的后殖民主义的话语来套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地方，被殖民者曾经也是殖民者，被殖民者也是有血债的。

　　冯涛：《天堂》的故事就发生在百年前处于德国殖民阴影下的桑给巴尔，里面那个小孩叫优素福，他后来又参加了德国的殖民军；在《来世》里他又换了一个名字，叫伊利亚斯。其实那就是一个反复被殖民的过程。先是德国的殖民者来了，开了很多公司，还搞过大屠杀，他们还没有站稳脚跟，英国殖民者又来了，《来世》里写到了德国殖民者和英国殖民者战争的过程。当然这部作品包含的远不止这些。

　　但汉松：在德国人殖民东非之前是阿拉伯人、印度人，印度人放贷，阿拉伯商队的大篷车在那里做生意，就像《天堂》里写的，阿齐兹叔叔带着他的商队进入东非腹地那个天堂之湖。他们带着锄头、带着铁器、带着玻璃器皿去跟当地人做买卖，听上去好像挺和和美美的，但是里面充满了暴力与血腥。书里有一句话：他们如果不好好听话，那些苏丹如果不和我们好好做生意，我们还有枪，还有火药，这个最终是可以解决问题的。这些人后来或许会成为受害者，可是当年他们在这样一个文化混杂的地方，曾经也有过自己的罪恶，所以受害者和施害者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是非常模糊的，你没有办法用萨义德式的后殖民理论来解读。

　　我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古尔纳说，我不是你们想的那种，我其实是另外一种，我的作品是大于殖民主义的文本，不是一个控诉型的文本，我就是要告诉你，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多么复杂的、难以明辨是非的、让人觉得无法施加道德判断的一些事情。甚至像“东方主义”这样的概念，在《天堂》这本书里也很难直接去套用。这里面的桑给巴尔人并不是非洲最根正苗红的土著，在他们眼里，像康拉德《黑暗之心》里那些非洲腹地的黑人又是野蛮人。他们本身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但是同时又以同样的种族主义暴力，去观看、想象、掠夺、剥削那些所谓的野蛮人。而那些野蛮人本身也不是天使，正如书中所描写的又贪婪又残暴。古尔纳写得好极了，读后让人觉得五味杂陈，原来历史真的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而我们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这种异质性和复杂性。

　　所以作为一个学者，我觉得读古尔纳的书特别受益。我终于知道我原来所用的那些理论是有局限的，关于巴勒斯坦的后殖民理论不足以施加到非洲的经验当中去。

　　学者的思维范式 充分的创作实践

　　鲁敏：但老师的理论分析和宏观分析非常深入而有特色，不过我还是回到我们的故事本身。在我看来，古尔纳这个作家的特点，就是以学者和研究者身份来从事创作，所以他特别知道读者思考的点在哪里，知道一个非洲人的地图和一个中国人的地图，或者一个美国人的地图拿到手里肯定是不一样的，包括书里还会突然说我查一下“黑色”这个词，然后列出一长串关于“黑色”的解读，我觉得这都是提供论文写作，也是提供给读者来思考的点。

　　他还有一个化繁为简或者说化深刻为亲切的思路。他在好几部小说比如《最后的礼物》和《海边》里，都是将家庭作为叙事的主要场景和地域。

　　冯涛：这可能也是毛尖老师把《海边》比作坦桑尼亚版《白鹿原》的原因所在。

　　鲁敏：在《海边》里，他以两个家族为中心，讲述了在20世纪60年代初独立前后的桑给巴尔，两个家庭围绕一套房子纠缠不休的恩怨故事，以及他们的变迁、变故。他特别巧妙地选择了家庭这个切入点。人在家庭里居住的空间、生活用度、女性的生活方式，包括为了结婚或者生养发生的争吵，都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状况、社会伦理和文明程度；包括宗教信仰、殖民压迫，都会在家庭这个小空间里有非常典型的呈现，哪怕是吃一顿饭、所用的某个品牌、谈论的某个话题、吵架的根源等，都会很巧妙地折射出他背后要表达的主题。像我们聊到的《天堂》中的汉娜到她未来公婆家去做客的桥段，作家对这种非常敏感的二代移民心态把握得很真切、很细腻。

　　冯涛：感觉心细如发。

　　鲁敏：在《最后的礼物》里，古尔纳通过一个家庭反复勾连出别的移民或者难民，带出他们很多不同的背景。然后你能看出，他肯定不是随意写的，就像我们有的作家给主人公起名，或者安排他的死亡和疾病，都是精心考虑的，随便谈一个生母也好养母也好，背后都有移民、难民等迁徙的色彩。刚才但老师讲得特别对，如果我们是做比较文学研究的，古尔纳绝对是做论文、写专著的富矿。如果不做研究只是作为一个读者，他也能抓住这些点来告诉你，不管外面的世事以何种方式发生巨变，最后都会具体到某一个个体的生命当中。

　　《最后的礼物》就超越了所谓殖民主义或者说是后殖民主义，回到了一个人将要离世之时，该如何对自己的家人、亲人，对自己的一生有所交代这么一个主题上。我的长篇小说《金色河流》也有类似的写法，也是以主人公最后两年的晚境作为回望与观测点。我觉得人到晚年即将离开人间时那种叙事和回溯是非常有价值的，也是值得书写的。他在《最后的礼物》中用了一个录音机，我在《金色河流》中也用了一支录音笔，这种不约而同，说明这种介质传播方式是一种很好的叙事策略。因为用录音机时可以自述，然后他人可以反复收听，不同的人听了会有不同的感受，在反复传播中又会产生不同的反响。一个行将就木之人羞于对他的妻子和儿女谈论其生活中一次重要的背德（早年的抛妻弃子）事件，他宁可选择录音机，用某种婉约的方式来坦诚自己这一生中对家人一直隐瞒的那个污点，这种曲折的方式既坦诚但又有反复回响的那种效果。

　　古尔纳以学者的思维范式进行了充分的创作实践。比如《海边》中几种叙事角度的变化，一开始完全不知道谁是主人公，一个人上场，另一个人再上场，然后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里面是三代人的恩怨，他处理得很有技术性，举重若轻。

　　每一个人都是精神上的离散者

　　冯涛：读《最后的礼物》这本书，让人想到身份政治，当代文学对这个问题尤为关注。诺贝尔文学奖之所以选择古尔纳，背后正是欧洲近年面临的移民困扰、难民危机。但身份的形塑其实伴随着一种旧的身份的拆解，不是一蹴而就或者说这边归零、那边重新开始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处在一个夹缝之中。以为移民到发达国家，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美好的家园就会如约而至，读了古尔纳《最后的礼物》就会发现，这是多么不切实际的事情！因为房子可以卖掉，很多东西可以割舍，但是当你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比如说美国、加拿大、英国或是某一个地方，你以为背后那些挥之不去的鬼魂、记忆会不再来纠缠你吗？甚至你给自己起了一个英文名字，拿了新的护照入了新的国籍，你就可以制造出一个全新的自我吗？你可以说，我的孩子能讲地道的伦敦英语，他就是英国人。你看看《最后的礼物》中的汉娜，她能做到吗？

　　所以说，其实在这样一个全球流动的时代，很多时候身份就是一种表演，不管你能表演得多么像英国人、美国人，但在那样一种彬彬有礼中，隐藏着某种对你的偏见甚至轻蔑，就像汉娜见她未来公公婆婆的场面。

　　但汉松：你的每一个转音都跟本地的年轻人一样，你听的也是西方的音乐，可是稍稍一个延伸就能让你感觉到你与那个地方的剥离。古尔纳的小说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这种所谓的全球“离散”，这样一种移民或是难民的经验其实是非常异质的，有很多东西会一直在那个地方挥之不去。甚至一个完全在国外出生的人，如ABC（American-Born Chinese的缩写，指在美国出生的华裔），他依然有一些东西是摆脱不掉的。他的语言可以完全美化、英化，可是他的肤色、头发和眼睛的颜色改变不了，他的DNA改变不了。然后在你成年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别人还是将你看作他者，你无法完全摆脱父辈的影响而成为一个真正的英国人或是美国人。这部小说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时间点，就是“9·11”之后。那之后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小说，比如我特别喜欢的莫辛·哈米德（Mohsin Hamid）的小说《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2007），主人公是从旁遮普省来的一个巴勒斯坦人，英俊潇洒，读的是美国的藤校，进的是一个投资咨询公司，前途无量。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9·11”后再入境美国时，所有的美国同事都可以通过，而他不行，还被关进小屋。因为他的那张脸被认为像是一个恐怖分子。他跟他的女朋友最后也分开了，因为她无法克服对其他者的想象。之后还有一种主动的回归，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你不仅融入不了这个地方，最后还会在精神上回家，你会与你的父辈达成一种和解，就像《最后的礼物》当中的故事一样，你听到了最后的那些录音，那些东西让你觉得原来我永远是他的女儿，原来我的生命当中有一种无可描述的东西永远来自桑给巴尔。

　　冯涛：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不管殖民主义或者后殖民主义能不能概括古尔纳，他写的确实是真正让人产生共鸣和同理心的故事，而这就是文学的真谛。从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精神上的离散者，否则我们就根本不需要文学的慰藉了。我想古尔纳这样一位已经得到诺奖嘉许的作家，其作品对读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可以让你循着他的故事找到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