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维护正确二战史观一直是国际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但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并深刻把握其理论逻辑并非易事。这主要是因为:一是史观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对二战史的理解也会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在理念上会有所更新;二是史观具有国别性,各国各民族基于在二战中的不同经历使得二战史观存在差异,每个国家都有对“正确”二战史观的评判标准;三是就历史研究来说,随着历史时段的逐渐拉长,并伴随着新资料的发掘、新技术的应用和多学科的融合,也在不断充实和完善二战史观;四是错误二战史观尤其是“西方中心论”、历史虚无主义、历史修正主义在当今社会依然蔓延,不断干扰人们对二战历史的准确认知。
以上复杂情况更加凸显了坚持正确二战史观的重要性。正确的二战史观应聚焦于全面、准确、深入地研究战争的根源、进程、性质、结果,客观评价各国人民在战争中的贡献。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认真反思二战历史,防止战争悲剧重演。
二战爆发的历史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国家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但直接造成了一战的爆发,也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曾精辟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由于帝国主义固有的侵略扩张性和掠夺性,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间围绕资源、市场和土地展开激烈的竞争,并引发军备竞赛,最终形成两大军事集团——同盟国和协约国,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瓜分世界的斗争最终导致了一战的爆发。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没有解决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根本矛盾,反而加剧了帝国主义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冲突。随后,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彻底暴露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问题,并激化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新一轮矛盾。面对这场大萧条,各帝国主义国家选择了不同的应对道路。美、英、法等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的方法来缓解危机,而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则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试图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来转嫁危机。这种侵略行为不断蚕食一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最终导致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以更大的规模再度爆发。
从二战进程看,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重大贡献,有力揭露了“西方中心论”的虚假叙事。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在1931年发动侵华战争,中国率先步入了单独抵抗法西斯入侵阶段。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从那时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独立坚持抗击日本侵略者,是东方唯一的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仍然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和部分海空军事力量,继续发挥着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作用。中国的长期抵抗,不仅将日本拖入了持久战的泥潭,也极大地牵制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世界的狂妄计划。抗战期间,中国付出了3500万人员伤亡的巨大民族牺牲。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破坏及其对中国资源和财富的掠夺,按照1937年的比价,给中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在欧洲战场,苏联从1941年6月开始抵抗德国法西斯的疯狂入侵,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苏联共有2700万人英勇牺牲,其中军人866.84万,付出了惨重代价,牵制了大部分德军主力,率先完成二战欧洲战场的战略转折,同样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和苏联还团结美、英、法等世界大国,在各个战场密切配合,最终成功打败法西斯。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英等国是二战的重要参与者和二战胜利的贡献者,但它们早期推行绥靖政策,试图安抚法西斯侵略者,这不但未能阻止反而加速战争的爆发,最终引火烧身。当然,美英等国在战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向反法西斯多国提供援助、在亚洲和太平洋等战场抵御法西斯,以及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等。必须看到,正是战争初期中国和苏联的顽强抵抗,才为美英等国参战创造了有利的战略条件。考虑到战争爆发后美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孤立主义盛行的现实,所谓二战胜利的“西方中心论”便难以成立。
从战争性质和胜利的结果看,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团结合作是打败法西斯的决定性力量,战争的胜利绝非凭借一国之力所能完成。作为一场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义性不容置疑。尽管战争起源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非正义性争夺,但它最终演化成一场由全世界爱好和平、反对侵略和奴役的人民共同参与的战争。正是因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才为赢得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不仅是正义的胜利,更是人民的胜利。
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必须反对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和霸凌行径,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作为战争胜利的重要成果,这个国际秩序对维护战后世界和平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绝不容否定、绝不容抛弃。放眼世界,面对百年变局,我们要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