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大运河文化保护利用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为大运河文化保护利用工作引航指路，一幅关于中国大运河的巨幅画卷在新时代全面展开。

　　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大运河森林公园时指出，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北京要积极发挥示范作用。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2019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将大运河和长城、长征并列。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听取大运河沿线环境整治、生态修复及现代航运示范区建设等情况的介绍后，盛赞“扬州是个好地方”，并强调“要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型提升统一起来，为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创造有利条件”。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强调，江苏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积极参与建设长江和大运河两大国家文化公园。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东运河文化园时强调，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大运河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大运河文化保护利用的规划与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大运河文化保护利用的重要精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编制了大运河相关的规划和实施方案等，为大运河文化保护利用工作提供具体依据，推动了各地工作的深入开展。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

　　2020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水利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文物局，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配套规划”新闻发布会。分别编制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河道水系治理管护、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4个专项规划，指导沿线省（市）编制了8个地方实施规划。4个专项规划和8个地方实施规划已全部正式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四梁八柱”规划体系正式形成。

　　2021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发布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十四五”实施方案》，分别编制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运河航运转型提升”“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4个专项规划，力争2025年打造出“千年运河”统一品牌，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

　　2022—2025年，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持续推进，不断取得新成绩。

　　大运河的内涵与外延及重要作用 

　　大运河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重要的物化载体，也是系列文化遗产。2014年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并通过中国提交的“大运河”申遗申请。至此，“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运河具有河道距离长、流域范围广、修建年代久远、遗产类型丰富、利用功能多样、保存现状复杂等特点，保存下来的与大运河相关遗存总数已超过1100处。最终列入申遗范围的大运河遗产分布在中国2个直辖市、6个省、25个地级市。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包括河道遗产27段，总长度1011公里，相关遗产共计58处。

　　中国大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与浙东运河。隋唐大运河在隋代贯通运河南北，全长2500多公里，以洛阳为中心，由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邗沟）、江南河四段运河组成。京杭大运河以隋唐大运河为基础，裁弯取直进北京，修建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全长1700多公里。浙东运河西起杭州，跨曹娥江，经过绍兴市，东至宁波市甬江入海口，全长239公里。

　　大运河是综合水科学、水利技术、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的集成性工程，涉及不同行政区划，需要政府统一规划、组织和管理。大运河修建是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隋朝之前，中国也有水路运输，但那些水路都是割裂的，资源和人口只能在独立的小网络里交换。隋代大运河第一次把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从南到北串联成一个整体，由此启动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必然成为促进国家统一的强大力量。

　　大运河贯通于隋代，但真正因运河获利的是唐、五代甚至宋代各时期，这既体现了大型水利工程惠民获利的延后性，又揭示了大型水利工程后期维护有着与兴建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作用和责任。没有后来唐代对大运河的维护、疏浚、管理，宋代对大运河水利工程整体技术的提升，大运河恐怕也只能是昙花一现的水利工程。

　　隋唐大运河的永济渠与通济渠孕育了此后的京杭大运河。永济渠的修建，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从唐宋时代向元明清时代的全面发展与巩固，形成近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奠定了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为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古代都城的由西向东、由南向北的“东移”“北移”，奠定了物质基础，使北京成为中古时代以后，中国古代直至现代的国家都城。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从吴王夫差开邗沟，筑邗城，到后来修各段沟、渠，到隋唐大运河的联通，再到京杭大运河，及至今天还在使用的部分古运河，通过运河连续地推动着国家走向紧密的联系，走向空间上更是人心上的统一和认同。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不断深入 

　　近年来，大运河所覆盖的省市有若干考古项目取得丰硕的发掘成果和良好的社会效益，为深入认识大运河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提供了新材料，打开了新视角，其中扬州城遗址的发掘可见一斑。

　　2014年以来，围绕扬州城遗址主要开展了蜀岗古代城址（城门、城壕、城墙、道路等）、桑树脚大型建筑基址群和宋大城遗址北门外城防设施、唐代官河等相关遗址的发掘。再现了其2500余年的城建历史，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的重要资料，也为探寻春秋吴邗沟、汉代运盐河、隋唐大运河（淮南运河）等过扬州段的河道位置提供了线索，推动了大运河考古的深入开展和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

　　2024年，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联合大运河沿线8省（市）文物部门共同举办“运载千秋——新时代大运河重要考古成果展”，汇聚24家考古文博单位240余件（套）精品文物，呈现最具代表性的36项新时代大运河重要考古发现，吸引了大量观众参观，对于通过考古工作阐释大运河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起到了推动作用。

　　遗产保护意愿研究结果显示，人口素质提升、地方依恋并不会增强民众的遗产保护意愿，只有到访者对遗产地提高现实评价、增强未来愿景产生的地方认同才会影响受访者的保护意愿。因此，如何将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措施和成果完整地呈现给群众，引导全民认同并理解相关的遗产保护措施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也就是说，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如何将和大运河相关的考古发掘展示给民众，阐释其深刻内涵是当今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重要工作，也是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的一份考古力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