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地方性从来不是一个被忽视的元素，甚至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无论是文学研究领域的“地方路径”“地方材料”，还是文学创作方面的“新南方写作”“新东北作家群”等，地方性话题又引起了广泛的热议，由此引发的对于文学的地方性与整体性以及二者之间张力的讨论，都值得深入思考。

　　学术命题新维度的开辟 

　　20世纪90年代出现过地方文化与文学研究热潮。这一现象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寻根文学形成了呼应，如果将话题放在更大的背景下，这一热潮与当时的国学热以及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都有密切的关联。此外，与地方文学史编写热潮与学术生态、学术机制的变化乃至深化改革带来的地方经济活力增强都有关系。

　　地方文学刊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令地方的文学资源大大充实，作家在地方的文学实践也更为活跃。研究地方问题能够更细致地理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而研究者需要从地方材料入手复原历史场景并激活研究议题。相比之下，“地方路径”更倾向于作为一种书写文学史的思想方法，“地方材料”则是对既有文学史的补充。二者的相同点在于它们都不再满足于循环论证的模式化研究思路，希望从更为广阔的地方思想和事实层面拓展既有的文学史研究。

　　作为学术议题，“地方性”的提出是基于学术界内部运转而产生的结果，即通过新的视角开辟新的研究空间。一方面，这是对学术发展的继承，另一方面，这也是对此前学术的一种扬弃，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希望借助新的地方话题真正切入学术研究的内面。

　　创作思路的革新 

　　“地方路径”的提出已接近五年，学术界对“地方材料”的关注则经历了大约四年。“新南方写作”最早在2018年提出，“新东北作家群”则在2011年浮出水面，对这两个话题领域进行定义、总结并产生重要影响的文章均出现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例如杨庆祥的《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发表于2021年，黄平的《“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发表于2020年。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学术研究的“地方性”和批评创作领域的“地方性”有内在关联，但是，可以推测这些学术界的新动向一定会被杨庆祥和黄平等学者敏锐觉察到。对当下写作的同质化与模式化的不满足并非“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的全部初衷，文学史层面的诉求也被囊括其中。在地方性的主体性方面，李怡与“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是有共同话题的，他在《当代文学地方路径的演进》一文中也注意到了“新南方写作”与“新东北作家群”的新质所在。

　　此外，“地方性”在创作层面的提出还带有权宜性质，这是与学术研究的“地方性”不同的地方。作为创作议题，“地方性”的关注度超过了作为学术话题的类似命题，这说明现实的关切更能引起人的注意，相比文艺创作，学术研究在表达意图方面更显曲折。不过，与学术研究相同的是，文艺创作领域提出地方性话题的目的也是反拨自动化、同质化的写作。这表明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积累，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文学创作都已经达到了某种成熟，开启一个新的阶段，既是对此前成果的提升，也是适应新的历史环境的现实需要。诚然，学术研究针对的是过去，运用的是历史的材料，文学创作则是面对发生深刻变革的当下。也就是说，前者变革的动力源主要是内在的，来自学术共同体的自我约束，后者变革的动力源则是内部自我约束和外在环境的双重影响，作为一种鞭策，文学批评提醒作者注意内在的问题和外在的变化。

　　操作边界的合理界定 

　　除去历史和社会的因素，从创作层面考虑地方性话题同样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不过适当加以限制也是应当的。韩松刚在《空洞的“地方”，以及沦为一种空谈的“地方文学”研究》一文中敏锐地提出了强调“地方文学”研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例如，过分沉溺地方化的书写并不应该被鼓励，因为那样太容易将地方浪漫化、风景化，并最终标签化。即使地方性有充分的时代性与合理性，对地方性的讨论也应当更具思辨性、更有区分度，而不应将之作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创作真理。但也有部分作家超越了地方性写作的局限。例如，王晖的诗歌有新边塞诗的传统，却也挣脱了新边塞诗的枷锁。王族的《判断者说》当然也是一种标志性的地方性文本，一方面有强烈的地方风格，另一方面又在主动地去地方化甚至反地方化。

　　文学的地方性与整体性之间其实是充满张力的。例如，现代著名作家梁斌在抗战时期的冀中地区主动将自己地方化，完成了从左翼青年知识分子向在地游击队员和革命文艺家的转换。他对地方民俗、语言和民众生活状态的关注与学习保证了游击队经验以及剧社经验的形成，并深刻影响了其后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学者贺桂梅从梁斌的创作实践中提炼出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再如，在边塞诗之下获得很多关注度的当代诗人周涛，也是以关于故乡山西的大散文《坂坡村》作为所有创作的底色，不然很难单凭边塞诗和军旅诗的评价体系解释他的长诗《山岳山岳 丛林丛林》，以及他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渔父》《人杰》等。从梁斌的创作可以看出地方性与整体性能够相互促进，从周涛的创作中可以发现地方性与整体性并不冲突。

　　一个概念一旦产生，或许难以逃脱被误解的命运，地方性议题也不例外。虽然地方性的提出者是将其放置在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背景下综合考虑的，但其难免被庸俗化、片面化地理解为某个特定区域甚至是行政区域内的特定方言、习俗。因此，我们在肯定这一命题的同时，也需要警惕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是议题本身所反对的固化的书写模式，另一方面是议题发挥效应后产生的片面、肤浅的运作。如果缺少整体性作为参照，地方性便失去了意义，更何况作品的哲学性内涵从来都是评价标准之一。整体性无论以何种方式存在都将避免地方性流于浅俗。此外，我们在弘扬地方性的同时，不应该忽视那些非地方的作品。

　　总之，地方性有其时代合理性，但是，也需要时刻对其保持警觉，特别是“地方写作”归根到底仍然难以逃离“地方材料”的范围。研究者在思考“地方”能够发挥多大作用的同时，也要顾及“地方”被允许获得多大的活动空间，创作与批评实践终究不会距离学术理论研究太过遥远，“地方性”议题也不例外。在被限定好的区域内运行，地方性当然会产生非常好的创新力量，但是如果不加规范地随意使用，将会伤害其原本的有益属性，甚至会反噬概念的初衷。地方性的提出无疑将会带动新一轮的研究和创作新潮，但我们应当精准把握地方性的创造力并规避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