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有三大英雄史诗——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和藏族的《格萨尔》。其中，《格萨尔》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活态史诗。这部诞生于青藏高原的宏大叙事，讲述着格萨尔王降妖伏魔、造福百姓的英雄传奇，近千年来在藏族、蒙古族等民族中口耳相传，至今仍有数量众多的史诗歌手在传唱。2026年秋，我终于有机会走进康巴藏区，参加了德格县“岭·格萨尔王传”文化节，首次踏足格萨尔王出生的故乡——阿须草原。

■德格印经院 作者/供图

　　听艺人演唱《格萨尔》 

　　此次文化节邀请了数位格萨尔演唱艺人，藏语称“仲肯”，男女皆有，其中3位来自玉树，属“神授艺人”。这类艺人的传承方式颇为奇特：他们大多在童年时期经历过一场特殊梦境，梦中得见格萨尔王或其麾下大将、护法神，被神灵于梦中“灌入”史诗文本；梦醒之后，便能脱口说唱《格萨尔》了。

　　在到场演绎的数位艺人中，西塔多吉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这位1990年出生于昌都边坝县牧民家庭的年轻人，如今已是西藏大学从事史诗研究的副研究员——说起来，倒与我成了“同行”。据西塔多吉自述，9岁时曾梦到两名身披铠甲的武士，向他口中灌入两部经书。梦醒后，他仿佛可以看到《格萨尔》史诗中的场景。他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演唱发生在小学课堂上，当时有一股力量自头顶贯入胸膛，他不由自主地开口说唱起来。彼时的他自己也不清楚说唱的内容，只有年长的老师听出来了，那正是《格萨尔王传》。自此，他便成为了一名 “仲肯”，至今已有20余年的演唱阅历。

　　传统意义上的神授艺人大多不识字，无法阅读书面文本，也未曾听说有拜师学艺的经历。据甲央齐珍介绍，玉树还有一位年仅6岁的神授艺人，尚未入学，却已能流畅说唱史诗。大部分神授艺人虽不识字，却能完整演绎数十部甚至上百部《格萨尔》篇章，桑珠可以说唱76部史诗，扎巴可以说唱34部，才让旺堆更是能说唱148部。凡在现场聆听的人，都会感到深深的震撼！西塔多吉是神授艺人中的特例，他不仅识文断字，还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在学校与相关单位的支持下，他累计录制了1000余小时的史诗演唱音视频。如今的他，既奔走于各地藏区传唱史诗，也深耕校园专注于史诗的录制、整理与研究。

　　德格印经院的文本库藏 

　　身为傣族学者，当我踏入康巴藏区后，总会不自觉地将藏族文化与傣族文化进行比较。赴藏之前，一位前辈曾感慨：藏族与傣族的民族源流迥异，却有着诸多文化共性！从族属来看，藏族源于藏缅族群，以游牧文化为底色；傣族出自百越族群，以稻作文化为根基。两大族群不仅地理空间相距遥远，语言体系各成系统，其民间叙事传统之间也几乎不存在关联。 

　　但两个民族的文化内核是相通的：藏族信奉梵语体系的藏传佛教，傣族信奉巴利语体系的南传上座部佛教。这就催生了相似的民俗传统：两地民众皆有入夏安居节，村寨普遍建有佛寺、佛塔，并以金（黄）色和银（白）色为圣洁之色，百姓崇尚购经、抄经、诵经以积功德，民俗范式高度契合。

　　藏、傣两族的民间文学均深受印度文化与佛教文化浸润，对佛本生经有着各自的本土化阐释，衍生出诸多同源异流的史诗与神话。例如，藏区的《诺桑王子》与傣族的《召树屯与喃木诺娜》同源共生；《维先达腊》（须大拏本生）在傣族发展为阿銮叙事长诗，在藏地则衍生出了藏戏。《维先达腊》在两地的寺院中以壁画、口头故事形式广泛传播。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传入两地后，分别演化出藏文版的《罗摩传》与傣族长篇英雄史诗《兰嘎西贺》《兰嘎西双贺》等。两地持续的本土化重构，形成了同源异流的文化特征，也深刻塑造了两个民族相近的审美取向。

　　藏区有三大印经院，此次我参观的德格印经院位列首位。其坐落于甘孜州德格县城，距今已有300余年历史。这座藏式红墙建筑的屋顶铺设着墨染杜鹃木条，显得庄重神圣。整座印经院引入自然光，无外接电源、无明火，恪守古老的印经规制。印经院共分3层，功能分区清晰：一楼整齐陈列着海量红桦木雕刻经版，是名副其实的“木质典籍图书馆”；二楼为印经工坊，工匠两人一组协作，一人刷墨、一人铺纸滚轮印刷。另有专人负责统筹调度，提前调取当日所需印刷的木刻经版，分发至各组工匠手中。三楼是藏版库房，珍藏着《格萨尔》诸多珍贵的木刻印版，以及各类珍贵的格萨尔画模。窗下，一位工作人员正在拓印格萨尔主题的印画。抬头望去，印经院平整厚实的屋顶平台之上，鎏金的胜利幢、法轮、金翅鸟等雕塑矗立其间，庄严而精美。据统计，德格印经院不仅藏有佛经，藏品还涵盖了藏地的历史、医学、文学、天文、民间故事等诸多领域，堪称康巴藏区的历史文化博物馆。

　　俗话说，全国非遗看四川，四川非遗看甘孜（康巴），康巴非遗则要看德格。据统计，我国目前共有40个项目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四川独占7项，而德格一县就囊括了4项。想要读懂康巴藏文化，德格印经院是不可或缺的核心载体。

　　康巴藏区的人文魅力 

　　短短几日走访，我深切感受到康巴百姓独特的富足：一方面得益于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当地牧民以养殖牦牛为主，一头成年牦牛价值一两万元，普通家庭饲养数十头乃至上百头在当地十分普遍。这种富足主要体现在居住和穿戴上，藏族民居及其装饰极其考究，方正稳固的土木结构搭配通透宽敞的玻璃窗，屋内家具、陈设、餐具都很精致。大小规格各异的红铜藏式锅、盆、壶价值不菲，是藏民家中彰显家底的器物。逢年过节，青年男女全身上下皆是蜜蜡、珊瑚、松石，大多是世代传承的嫁妆和家产。

　　另一方面，当地人拥有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行走在康区，处处可见金碧辉煌的佛寺、佛塔、玛尼堆，就连山间石崖上都绘制着许多吉祥之辞。除宗教祭祀功能外，藏地佛寺还兼具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等多重角色。佛寺中藏有《格萨尔》文本，还悬挂大量精美的唐卡和各类印画。除佛像之外，格萨尔王及其麾下将士、护法神的造像亦列于其间，难得的是，历代为史诗传承作出贡献的本土学者雕塑亦供奉其中。此外，佛寺建筑本身就是一座精美的艺术馆。房梁上的彩绘、雀替处的浮雕、椽头上的纹样，层层叠叠，令人目不暇接。行走其间，处处皆是艺术。

　　此次是我首次踏入藏区，三日之行虽短，康巴文化带来的震撼却久未散去。置身《格萨尔》史诗的原生土壤，民间艺人的沉浸式说唱直击人心；走进德格印经院，千年传承的雕版体系尽显康巴文化的厚重底蕴；康巴牧区的建筑风貌、澄澈绝美的自然风光、淳朴热忱的藏族民众，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鲜活的史诗传承语境。而《格萨尔》的故事，仍在这片土地上，被风吟诵，被人传唱，被时间续写，生生不息，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