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海外“新清史”新一代学者以环境史、全球史、比较殖民史为包装，将清代新疆治理歪曲为“殖民”，并将这一叙事延伸至当代涉疆议题，与“以疆制华”相呼应。为厘清历史真相，剖析其话语逻辑，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吕文利。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米华健、濮德培的观点，到罗继磊、许临君的观点，“新清史”新疆研究发生了哪些变化？“新清史2.0”在环境史、全球史、比较殖民史包装下，哪些是真正的“新”，哪些根本预设一脉相承？
吕文利：“新清史”新疆研究确有拓展，但“清朝是殖民帝国”“新疆不属于中国”的根本预设并未被真正反思，而是在新包装下被更精致地沿用。“新清史2.0”的“新”主要不是理论突破，而是研究工具、方法与修辞策略的更新，以环境、经济、文化、法律等多层面考察取代第一代学者“满洲特性”论述，使“殖民”叙事更具“社会科学化”外观。换言之，旧预设未被触动，只是被更精致地重述：将清朝边疆整合定性为“殖民”，把“中国”限定于“内地十八省”，以此解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清代的历史根基。
《中国社会科学报》：罗继磊《自然之利》、许临君《异乡人之地》等将左宗棠开发新疆、新疆建省定性为“殖民”，还引清末官员“殖民”言论为证。他们是如何通过概念操弄，把“屯垦”“殖边”“移民实边”等内部事务偷换成“殖民主义”的？
吕文利：首先是在“后殖民主义”影响下泛化“殖民”概念。罗继磊未对“殖民”一词作制度界定，而是将新疆屯垦、水利、棉桑等开发建设均视为“殖民”。许临君区分“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认为前者旨在“同化被统治领土人民”，后者主要是“经济统治形式”，据此认定清朝治理新疆属于“殖民”。
其次是对原始文本的“殖民化转译”，直接篡改史料语义。罗继磊引用徐松致沈垚的信，将“屯田”译为“殖民”；引林则徐、左宗棠论西域时务之言，将“西域屯政不修”转译为“没有积极的新疆殖民政策”。这不是翻译润色，而是把边疆治理偷换成殖民行为。
最后是动机倒置，把“抵御外侮”写成“内压外移”。罗继磊认为清朝经营新疆主要是为“缓解内地的人口与环境压力”。但左宗棠在奏折中明确指出，此时若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北路各处“恐亦未能晏然”。阿古柏入侵新疆，沙俄侵占伊犁，塞防首要指向是抵御外侮，而非缓解内地人口压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存大量史料说明，从左宗棠塞防奏折、新疆建省到协饷制度、汉唐以来对西域的管辖，都与“殖民”格格不入。“新清史”新著最典型的史实硬伤是什么？为何在“资源开发”“边疆治理”等“中性”议题掩护下，硬伤更难被察觉？
吕文利：“新清史”学者将汉唐以来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辖纳入“殖民”框架，把内部边疆治理转换为“对非中国地区的殖民”。这一定性主要不是通过史料误读等“史实硬伤”实现的，而是通过话语建构完成的。如许临君意识到清朝治理新疆在经济层面的“殖民”性不明显，遂将“殖民”界定为对被统治人民的“同化”。
借助“中性”议题的掩护，“新清史”话语陷阱更难被察觉。其一，资源开发、人口迁移等“中性”议题，抽离“移民实边”“边疆治理”所蕴含的主权意涵，降低了读者对殖民叙事的警觉。其二，“中国本部—非中国地区”二元预设，将“中国—边疆”预设为“殖民者—被殖民者”关系，使“中国对边疆的殖民”成为“不证自明的前提”。其三，全球史比较模糊了“殖民”与“治理”边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应如何在概念、理论和话语权层面应对，把“大一统”和“多元一体”叙事讲得更有说服力？
吕文利：在概念层面，首要任务是正本清源，明确“殖民”的科学定义，反对西方学者对“殖民”概念的解构、泛化与滥用。将“移民实边”确立为治理新疆的标识性概念，梳理清朝内部整合与西方海外扩张逻辑的差异，明确二者在合法性来源、治理逻辑和民族关系等方面存在结构性差异。
在理论层面，以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为牵引，夯实清代边疆史研究基础，提升阐释能力；揭露“新清史”将清朝“殖民帝国”化、割裂中国疆域统一性与历史连续性的话语霸权。立足“五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入阐释“大一统”和“多元一体”的历史逻辑，从学理上批驳错误史观。
在话语权层面，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挖掘和呈现清代新疆各民族与中原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将新疆各民族历史置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体叙事中加以阐释。依托对外传播平台和学术期刊国际化建设，讲清楚新疆历史，传播中国学术声音，打破西方话语垄断。
总而言之，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以概念正本清源为前提、理论学理应对为支撑、话语传播为抓手，变被动回应为主动设置议题，实现学术阐释、话语表达与舆论引导协同发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班晓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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