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甲骨刻辞的主体是商代王室与贵族的占卜记录，其中尚有一类长期处于研究边缘的特殊材料——习刻。这类材料指刻手在占卜后废弃或未经加工的兽骨龟甲上练习契刻所留下的痕迹。若将习刻置于更宏大的文明视野之中理解，从古埃及圣书体到两河流域楔形文字，习字活动是人类早期文字体系中普遍存在的文化实践。对于三千余年一脉相承的汉字而言，甲骨习刻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系统性习字材料，此后居延汉简、敦煌遗书等出土文献中亦多见习字遗存，共同构成考察中古以前文字教授与练习的珍贵序列。近十年来，随着甲骨学研究的不断推进，习刻这一边缘领域也逐步受到关注，学术活力日显。

　　最早明确指出习刻现象的，当推董作宾。他在《甲骨文研究之扩大化》（1930）的“书法”条下提到：“又近复发现‘习契’的文字，或在正文之旁，或在废料之间，学书者视同废纸，画图习字，任意涂鸦。”郭沫若《卜辞通纂》（1933）中亦注意到“或以为乃练字之骨未刻全者”，至《殷契粹编》（1937）考释第1468片干支表时，更明确指出该片“第四行，字细而精美整齐，盖先生刻之以为范本。其余歪斜刺劣者，盖学刻者所为”，首次点明甲骨文中存在“示范之刻”的现象，影响甚广。前辈学者对习刻的观察虽尚属零星，却已确认此类材料的存在，而如何将这些材料纳入系统框架，便成为此后研究面临的关键问题。

　　在分类研究方面，刘一曼发表《殷墟兽骨刻辞初探》（1989），将殷墟习刻甲骨归纳为三类：习字之刻、习辞之刻与示范之刻。这一分类框架简明实用，此后的讨论大体围绕这一框架展开。沈骏杰《殷墟甲骨习刻刻辞的整理与研究》（2025）则在“两系说”框架下系统整理850余版习刻，并按内容与形式将其细分为试刀类、习字之刻、习辞之刻、示范之刻、图画文字、表谱习刻、记事习刻与界画八类，是目前最为全面的习刻专题研究。从粗略三分到细致八分，习刻分类日趋细密，正是甲骨学研究走向精密化的一个缩影。

　　习刻的判定标准，是这一领域的基础问题。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1985）中已有专节讨论，并强调“我们过去对习刻的判定工作，不太注意。实则这一工作不容忽视”。此后，学者围绕判定标准多有探讨，所论渐趋具体。

　　屈万里（1961）最早举出数十片习刻刻辞，虽未明确给出判定标准，但在考释中，他已将甲骨背面无钻凿灼痕、正面无兆璺作为判断习刻的重要依据。陈逸文（2014）总结为5点：字体是否歪斜、行款是否颠倒、有无犯兆、有无倒刻、同版是否有两种以上字体、背面钻凿灼痕是否存在。齐乐园（2016）提出有无钻灼、行款是否整齐、字体是否稚嫩、内容是否通顺四项标准，其中“有无钻灼”为首要标准。刘风华（2024）则进一步强调，文字是否有相应的钻、凿和灼痕是最重要的标准，并列出笔力稚弱、笔画散乱、不成字、不成辞、行款失序、内容诡异费解等参考特征。

　　综观前人所论，习刻判定的层次已大致建立：以刻辞有无对应钻凿灼痕为优先，再从字体、行款、辞例、内容等综合判断。这一思路大体可取，但仍有厘清的必要。对于占卜而言，钻凿、灼痕、卜兆是核心要素，卜辞依附于此，而习刻则不必考虑这些。因此，以钻灼判定与其他标准有本质区别。但实际操作中，此标准常受限于反面未著录、钻灼残去或者钻灼与卜辞的对应关系难定等常见情况。此时，该类组刻辞的字迹特征，如字体拙劣稚嫩、行款失序以及倒刻、缺刻等契刻特殊例，往往成为更切实可行的判定依据。要之，习刻判定当以钻灼之对应定其性质，以字迹之特征佐其甄别，二者互参，方为完备。

　　以何一类甲骨为例，习刻研究取得了值得关注的新进展。从习刻数量上看，该类甲骨同版正式卜辞与习刻数量悬殊，后者往往是前者的数倍；从习刻位置看，习刻集中见于正面骨扇处，但习刻者亦“见缝插针”，致使卜骨正面文字密布。这一现象的本质，在于当时卜法对骨扇部位的弃用——已使用过的胛骨成了一种练习契刻的工具，即便同版尚存已施钻灼的正式卜辞。由此可见，在该类卜法中，占卜过的甲骨并未受到特别珍视，其功能已转化为一般的书写材料。这一认识使习刻超越了单纯的文字练习范畴，成为理解殷墟卜法体系与占卜观念的重要线索。

　　尤为重要的是，习刻材料为观察刻手、贞人个体的成长轨迹提供了独特视角。以往研究多将刻手视为静态的契刻执行者，亦常忽略贞人职业生涯的历时性变化。何一类习刻的研究表明，透过卜骨上字迹从生涩到成熟的渐进演变，既可勾勒一位刻手契刻技能提升的完整轨迹，亦可呈现贞人群体内部地位的升降与代际更替。贞人与刻手的活动轨迹，在甲骨文辞中本就隐而不彰，习刻材料作为新维度的介入，则让“谁在练习、为谁练习”这组关系变得直观可察，使隐匿于卜辞背后的人物成长得以浮现。

　　目前，甲骨习刻研究仍面临三重瓶颈。其一，习刻判定标准虽已明确，但钻灼与卜辞的对应关系有时亦难论定，学术界对习刻总量尚存争议。其二，习刻材料在各类组中的分布本身并不均衡，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何类、历无名类、黄类等材料较丰富的类组，部分类组因习刻发现有限，相关探讨尚不充分。其三，技术手段滞后，传统目验法难以捕捉刀痕叠压次序、运刀角度等关键信息，导致对习刻者肌肉记忆形成过程的推演缺乏实证支撑。近年来发现的西周甲骨之中也可能存在习刻现象，有待后续材料的公布与进一步研究。

　　近年来，数智技术的介入为习刻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超景深数码显微镜可实现甲骨刻印痕迹三维重建与精准显微测量，紫外成像技术能够精准捕捉甲骨刮削、重刻痕迹，图像识别与机器学习算法则可用于不同刻手字迹的聚类分析与数字化建模。这些技术手段的应用，有望使习刻研究从依赖经验的个案观察逐步走向可量化、可验证的系统性科学。

　　殷墟出土的16万片甲骨中，习刻甲骨占比虽小，却是东亚地区人类习字活动的最早系统性遗存。随着我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持续推进与数智技术的深度介入，习刻研究有望在材料的系统整理、刻手个体与群体的辨识、文字知识与契刻技艺的传授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冷门不冷，代有传承。三千多年前那些尚不熟练的刀痕，终将成为今人理解商代教育实态与技艺传承机制的一扇窗。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字迹学视角的何组甲骨再整理与研究”（24CYY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