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已经从共识形成阶段进入制度建构阶段，治理节奏明显加快。今年2月，89个国家和2个国际组织签署印度人工智能影响峰会宣言，签署方数量创历史之最；5月，中美元首会晤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7月6日，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在日内瓦举行；7月17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同期在上海成立。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既是对中国长期治理主张的集成升华，也是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演进的主动引领。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结构性矛盾

　　首先，治理机制碎片化，规则约束力不足。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呈现联合国进程、人工智能系列峰会进程、区域治理、行业自律等多种机制重叠交叉的格局，但各类机制的治理成效均不理想。联合国机制的意义在于倾听各方意见、凝聚共识，但在落地层面缺乏资源与能力，其严格的议事程序能否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变化带来的问题仍然存疑。人工智能系列峰会虽已历经四届，但仍未跳出议事平台的局限。这些机制相互重叠、缺乏统筹，反而加剧了全球治理的碎片化与效能赤字，“广泛包容”与“规则有效”之间的矛盾始终难以破解。

　　其次，大国治理立场分化，阵营化风险上升。作为技术领先国家，美国将“赢得人工智能竞争”视为维护其全球科技霸权和所谓“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对内密集出台“去监管”和“扩投资”政策；对外在双边层面利用出口管制、资本脱钩等竞争性政策打压对手，在全球层面通过“全栈式人工智能出口”战略打造排他性技术联盟，试图以生态锁定替代治理协调。欧盟则在产业竞争压力下出现治理退坡，同意将《人工智能法案》高风险系统合规义务推迟至2027年底。在此背景下，部分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制造阵营对立的做法短期内难以消除。

　　再次，智能鸿沟持续扩大，资源失衡与文化失语叠加。一是算力、数据、模型、人才等人工智能核心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和少数科技巨头，全球南方国家既缺乏自主技术底座，又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处于“结构性缺位”状态。二是主流大模型的训练语料高度集中于英语等少数语言，全球南方国家的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在智能时代面临“失语”风险，“主权AI”诉求因此迅速升温。个别国家借机推广绑定本国技术栈的做法名为赋权，实为依附，其科技巨头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投资以锁定底层技术生态为目标，难言真正普惠。长此以往，资源、能力与文化等多重鸿沟相互强化、不断扩大，新一轮国家间的“大分流”现象可能成为现实。

　　最后，全球治理滞后于风险演进，安全原则缺乏技术支撑。人工智能安全具有高技术门槛和高政治敏感性的双重特征。受地缘政治环境影响，各国在这一领域的治理合作面临多重挑战。一是当前主要国家的安全研究机构沿阵营画线。美国主导的“国际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网络”将中国排除在外，印度又另起炉灶筹建“全球南方人工智能安全网络”，主要国家的安全研究力量难以展开有效合作。二是评测方法与安全标准各成体系。各国针对前沿模型的风险评测框架、安全基线和测试规范自成一体，缺乏互认和对接机制，同一模型在不同体系下的安全结论难以相互校验。三是科学共同体的合作受到干扰。全球科研机构原本开展的安全研究和联合评测合作，也因技术管制和交流限制而受到冲击。上述问题相互叠加，致使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急需的评测互认、标准对接、研究协作等技术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治理原则难以转化为可核查、可执行的国际规则。

　　中国方案回应国际社会共同关切

　　国际社会有关人工智能治理的共同关切可以归纳为普惠发展、共同安全、综合治理三个方面。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针对上述关切提出了系统性的中国方案，锚定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发展方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回应综合治理需求：通过“四点意见”提供体系化治理方案。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主旨讲话直面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的“时代之问”，以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识、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衷共济“四点意见”系统作答，形成由发展观、安全观、价值观、治理观相互支撑的完整框架，为国际社会提供了系统完整的“中国方案”。多国主流媒体第一时间予以突出报道，反映出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议程设置上的重要影响力。

　　回应普惠发展需求：提供切实可见的国际公共产品。当前，国际社会对技术、技能、数据、算力等多重鸿沟不断拉大的忧虑集中显现，普遍期待中国发挥人工智能大国作用、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话中提出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智鸿沟、避免造成新的历史不公，宣布进一步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三项务实举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亦应运而生。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评价中国在人工智能开源创新、开放平台建设、国际科技合作方面发挥引领作用，联合国副秘书长吉尔称中国堪称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典范。

　　回应共同安全需求：在安全治理供给收缩之际为世界注入确定性。以Mythos为代表的前沿模型已能自主发现大规模网络安全漏洞，此类能力一旦被滥用将造成严重后果；而个别技术领先国家却拒绝限制性的全球治理安排，导致全球风险上升与治理供给收缩同步发生。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明确提出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同时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纠偏了以安全为名、行封锁之实的做法。麻省理工学院马克斯·泰格马克教授评价，中国把安全置于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为各国政府树立了重要表率。

　　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当前，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组建、中美政府间对话启动、联合国相关进程推进相互交汇，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正迎来重要的制度建设机遇期。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共识走向制度实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着力。

　　其一，做实新型多边合作平台。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新的机制依托。新生的多边机制宜坚持开放包容、循序渐进，从治理研究、能力建设、最佳实践分享等基础性合作入手，以专业务实的公共产品逐步积累公信力，吸引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广泛参与，使之成为凝聚共识、协调行动的重要平台。

　　其二，发挥大国协调的重要作用。历史经验表明，大国率先达成的共识往往构成全球治理机制的基石。中美作为全球仅有的两个具备全技术栈能力的人工智能大国，其关系走向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变量。建议中美双方优先就防范非国家行为体恶用、保护关键基础设施、设立“人工智能安全热线”等共识度较高的问题形成早期收获，再循序推进竞争管控、普惠发展等议题，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治理进程提供稳定预期。

　　其三，构建分层协同的治理格局。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难以由单一机制包揽。联合国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与合法性，宜聚焦能力建设等核心职能发挥主渠道作用；技术标准、评测互认等专业性议题，可更多依托国际标准化组织及各国研究机构对接解决；高敏感议题则有赖大国双边和小多边渠道协商处理。各类机制各展所长、优势互补，方能形成全球治理的整体合力。

　　其四，以普惠合作弥合数智鸿沟。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应由各国人民共享。中国可以重点围绕智慧农业、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深化国际合作，以开源模式和开放平台降低技术使用门槛，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让更多国家在智能化浪潮中不掉队、有作为，从需求侧夯实中国治理主张的支持基础。

　　其五，以文明互鉴促进多元包容发展。人工智能不应由少数语言和文化垄断。中国在尊重各国以本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资源训练、发展人工智能等正当诉求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以开源模式开放高质量基础模型，帮助各国在自主可控基础上发展符合本土文化与伦理的应用。通过“开放赋能”路径回应各国对文化自主与技术主权的正当关切，把文化多样性转化为全球合作的宝贵资源。

　　其六，共同筑牢安全治理底线。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建议中国以“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为基本原则，围绕防止人工智能被用于设计与合成“化生放核武器”、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免受人工智能攻击、防止人工智能失控等国际社会共同关切，推动安全评测互认、标准对接等技术协作，为各国科学共同体保留不受地缘政治干扰的合作通道，使安全治理实现“原则”与“工具”并举，由理念走向实践。

　　（作者系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