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逝世。国内外学术界一时激荡，从个体对个体的私人交流空间到思想对撞思想的公共领域，学者们以不同形式致敬这位因思想成就而早已进入人类精神殿堂的哲学家。在我看来，纪念这位哲学家最好的方式是认真对待他的思想遗产，带着他的问题意识走向他未曾抵达的地方——哪怕这意味着可能在某些方面与他分道扬镳。这样的纪念方式既保持了学术的诚实，又延续了思想的活力，让肉体离世的思想家依然“活”在当代的问题意识之中，而非仅活在纪念话语之中。

　　一位坚持将希望给予人类的哲学家

　　哈贝马斯始终是一位有着深切社会关怀的哲学家，他致思的方向始终锚定于现代性带来的社会问题。哈贝马斯不是一位躲进象牙塔，喝着咖啡，思考玄之又玄问题的思想家，他始终用如炬慧眼观察着社会，针对不断出现的现实问题，如科学技术社会角色的变化、公共舆论的变调、启蒙观念的异化、社会整合与团结方式的变化以及数字时代舆论生态等，用思想介入问题讨论，努力寻求最佳的理性解决方案。所以说，哈贝马斯不是单纯“牛虻式”的公共知识分子，他通过言说发出一种震撼性的解构语言，促逼世人清醒。然而，我们决不能因此就认为哈贝马斯的哲学是一种流行的指导日常生活的明智之学。实际上，哈贝马斯用自己的哲学触碰的是时代遭遇到的最大社会难题，而且是必须由哲学家回答的形而上学问题，我们在阅读哈贝马斯的著作时能够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循着这位哲人给出的关于社会难题的整体解释，我们对于自身和世界的理解得到有效增进，期望迈向一个更合理社会的信念也在某种意义上得到增强。

　　交往理性概念的时代价值

　　我们说哈贝马斯从形而上学角度关注现时代的社会问题，实际上暗含这样一种“前见”：他的社会哲学关注的主题是从普遍的世界历史这样一种恢宏视域洞察现代性社会秩序的合理建构及其健康存续。哈贝马斯捍卫启蒙理性，信守现代性承诺，坚信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终生致力于探寻合理性的现代社会建构与存在之基础，向往着在人世间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他所创建的“交往行为理论”，只有在此背景下理解，才能充分显示出其划时代的价值。

　　作为启蒙和现代性事业的衣钵传人，哈贝马斯始终坚持以“理性”为中心驱动自己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哲学思考。他特别考察了理性在交往问题上的应用，创造性地提出“交往理性”概念。这是继康德批判性考察“理论理性”（理性在认识领域中的使用）与“实践理性”（理性在行动领域的使用）、狄尔泰批判性考察“历史理性”（理性在历史世界中被使用于把握生命意义）之后，哲学家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理性所具有的内在于语言交往结构中的潜能进行的有划时代意义的批判性考察。这种批判性考察意在发现理性内部蕴含的以相互理解为核心，保证主体间能够通过平等对话，形成相互承认关系的整合能力。哈贝马斯对理性整合能力的批判性考察主要出自一种实践上的兴趣，即因应现代性秩序下社会整合与团结方式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为交往理性通过对话方式处理社会冲突、构筑共同的社会生活、实现相互承认的团结提供一种哲学证成。我们可以从辨析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在社会整合与团结方式上的不同来剖解哈贝马斯批判性考察交往理性之实践兴趣的时代意义。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将现代性时代称为“匿名责任的时代”。与前现代性传统时代不同，“匿名责任的时代”开启了一个相互间陌生的世界，形成了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流动性非亲密性社会。在前现代性传统亲密社会，内/外、熟悉/陌生这样的二元对立范畴地位极为重要，它们承担着完成社会整合与人际团结的任务。在现代性非亲密社会中，由于陌生人不再意味着距离、排斥、敌对，亦不再被视为无关乎“我们”之喜怒哀乐的绝对他者，上述对立的二元范畴失去了规范社会关系之价值。就像齐美尔所说，陌生人不是今日来明日走的流浪者，而是现代性本身的结构性条件，既构成理解我们自身的现代性处境，又化身为理解现代性社会整合与团结方式的透镜。通过这个透镜，“远”“近”“比邻”等带有强烈自然主义意谓的语词一般不被用于描述“我们—他们”关系，从而将陌生人解释为地理关系者；反倒是“习俗”“价值”和“情感”这类社会性词汇常常被用在陌生关系解释上，把陌生人解释为与“我们”存在着差异的道德异乡人或伦理关系疏离者。这种伦理存在上的差异使得陌生人成为伦理的考察对象，同时构成现代性非亲密社会的社会整合与人际团结不得不考虑的“他者”存在。这样，以共同价值、共同文化或共同善为基础实现社会整合与人际团结就只适用于前现代性传统亲密社会，现代性非亲密社会则将“我们的经历中根植于传统的温暖、习俗的心照不宣和传承的往复回环之中的东西”连根拔起。在由缺少同情同感的道德异乡人组成的流动的陌生社会中，社会成员在世界观与善的观念上的多元分化，使得任何以实质性共同价值和共同情感为基础的社会整合与人际团结方式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合理性质疑，失去合法性。面对此情此景，社会的有效的理性整合应当如何实现，就成为一个严重威胁着现代性社会秩序合法性的问题。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概念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社会整合与人际团结的话语构建范式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现代性就是合理性，现代社会就是理性建构起来的社会。现代社会的社会整合与人际团结的基础不再依赖于对单一价值秩序的被动接受，而是依赖于在多种合理但彼此冲突的价值取向间形成保持差异之共识。以此判断，现代性非亲密社会的社会整合与人际团结的关键就不再是消除差异，而是探索如何能够在保持差异的前提下无冲突地维系稳定的共同生活。按此思路，启蒙理性给出的基于孤立主体对道德法则的认知（康德）或目的—手段计算（韦伯）的实践理性建构方式，就自然而然地暴露出严重的局限性——以同质性价值秩序、文化同一性或共同善为基础的社会整合与团结方式，势必造成主流价值和主流文化对差异的压制，而排他性的“我们—他们”结构亦会引发新的不平等，加剧社会分裂。为了完成未竟的现代性事业，必须解放启蒙理性所隐含的、理性化完成现代性社会整合与团结的行动潜能，将实践理性从先验哲学中解放出来，转化为可通过话语程序检验的交往理性，实现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换，从而不必依靠社会成员拥有的共同价值、共同文化或共同善，只需基于能够视角互换的主体间相互沟通能力，在对话中完成对他者理由结构的理解，就能形成一种以相互承认为基础的“我们”，让社会整合无冲突地依据理性要求达成。

　　这样，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现代性非亲密社会的整合与人际团结，就在保持差异的宽容精神主导下，经由交往理性主导的对话讨论，达成保持差异的交往共识，而社会整合与人际团结之理念也就不再被局限于友爱共同体，走出了抽象的博爱之自然情感，成为一种突破地域共同体限制，隶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性伦理理念。在这种普遍的全球伦理理念视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的团结，将摆脱习俗、传统与地域性文化理念等自然主义流传物的宰制，更多地依靠交往行动者以相互理解与相互承认为目标而实行的理性自决。从这一意义上说，哈贝马斯有关共识社会建构的思考，为我们在多元化世界中思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条理性路径。沿着这一路径深度拓展，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剔除其理想性成分，就是当下我们纪念哈贝马斯的最好方式。

　　（作者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中国阐释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