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奥德赛时期”一词频繁出现在中文社交平台，精准击中了人们特别是青年人难以言说的处境：已经告别了少年时代，却还没有获得稳定的职业、独立的生活和清晰的社会身份，像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一样，在到达故乡伊萨卡之前，不得不经历漫长的海上漂泊。

　　2000年，美国心理学家杰弗里·阿内特提出“成年初显期”理论，将18—25岁界定为既不是青春期也不是完全成年的探索阶段。2007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又用“奥德赛岁月”一词，概括美国中产青年被拉长的成年过渡期。然而，当这个概念跨越文化与地域，落在我国青年人头上时，它的质地已经截然不同。理解今天的中国青年，不能只追问他们为什么还没有“靠岸”，而是要看见岸的坐标和抵达它的航道正在发生怎样深刻的变化。

　　被重新标定的坐标

　　“过去我们谈青年困境，常落在工作难找、房价太高、城市难融入这些具体难题上。”中央团校常务副校长、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专家委员廉思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带领团队追踪青年群体生存状况已逾十年，发现这些传统压力并未消退，但新的问题已经浮出水面：“如今青年开始追问更深层的问题——我到底适合怎样的生活？人为什么一定要按照既定节奏成长？持续的努力，还能不能换来一个可以预期的未来？”

　　在廉思看来，核心的变化是青年人处境的复杂程度提高了。这种复杂既是负担，也孕育着可能。青年人不再轻易接受单一的人生模板，而是在升学、就业、城市、行业乃至生活方式上反复尝试、比对，甚至主动“脱轨”。他认为，这种探索本身就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

　　曾几何时，求学、就业、置业、结婚、生育，构成了一张高度标准化的现代人生时间表，这张表刻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然而，随着教育年限普遍延长、职业转换愈加频繁，青年人进入职场和成家的时间整体后移，那张时间表正在失去它的唯一性和权威性。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贺光烨用更精确的学术语言描述了这一转变——青年正从“制度化线性轨道”进入“结构化非线性轨道”。所谓线性轨道，就是读书、工作、结婚、生子按部就班，每个节点都受到制度的强力规约；而非线性轨道则意味着路径更多、选择更开放，青年人正在为新的社会流动方式、职业秩序和自我认同寻找航道。贺光烨强调，在这样的背景下，必要的停顿和转向不应被简单地视为落后或失败。

　　“岸”并没有消失，只是它的坐标变了，一些新的航向正在被描画出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选调生小郭，曾高考失利，只考上了一所民办本科，读的是许多人眼中“不好就业”的农学专业。大学期间，他没有沉溺于学历自卑，而是主动联系同村走出来的农村企业家，获得一笔启动资金，开办了一家小公司。此后，他多次参加省级、国家级专业比赛，最终以笔试和面试双第一的成绩考入省属农业大学读研，研二时又获得国家公派留学机会。毕业后，他放弃了更舒适的工作环境，回到家乡做了一名选调生。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得很朴素：“想回来为家乡做一些事情。”

　　廉思在调研中看到，当下中国青年的生活样态极为丰富，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巨大，其中返乡创业就业的青年尤其值得关注。近年来，相当数量的青年人开始回到县城、回到乡村。他们不是简单地“退回去”，而是在数字平台、乡村振兴、地方产业和家庭责任之间寻找全新的结合点。他们当中，有人用短视频卖空了全村的山货，有人把非遗手工艺品做成国潮品牌，有人在田间地头搞起了智慧农业。廉思说，青年的流动不只有“向上走”一种方向，也有“向下扎根”的可能。

　　远航与搁浅

　　“很多青年人之所以迟迟不能‘靠岸’，是因为‘岸’本身变得模糊了。”廉思说。就业市场结构性震荡、生活成本持续挤压、教育竞争链条无限延伸、婚育成本大幅上升、职业路径频繁中断——多重力量的交织，使传统意义上的成年节点被不断推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赖德胜分析，当前青年就业压力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深受就业结构转型的影响。一方面，毕业生规模持续走高，但部分行业招聘需求放缓。另一方面，一些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偏理论化且相对陈旧，而产业升级的速度远快于课程体系的更新，“所学非所用”的错配现象愈发突出。个人需要审慎规划，但高校和教育体系同样有责任，要让学生更早地了解专业去向、行业需求和真实的社会图景。

　　新的变量还在不断加入。人工智能与平台经济正在系统性地重构就业生态。赖德胜提出，人工智能会创造新岗位、催生新职业。依托日益普及的公共算力和开源大模型，个人开展研发和运营的门槛正在显著下降，“一人公司”、微型创业团队等新形态随之涌现。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会替代大量常规性、重复性的脑力与体力劳动。对青年人而言，新的机会窗口与技能快速折旧的风险同时到来。教育培训体系如果不能及时跟上岗位变化，将有一大批青年人面临“刚出校门就被新技术抛下”的困境。

　　就业之外，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推着青年人往前狂奔，那就是“社会时钟”。贺光烨观察到，青年人被要求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完成升学、就业、收入积累、婚恋选择等一系列人生任务，而社交媒体又把同龄人的“进度条”不断推到眼前。信息瀑布之下，个体的节奏被彻底打乱。本来应该允许从容探索的成年过渡期，正在变成一场令人窒息的竞速赛，有人远航，有人搁浅，有人在焦虑的巨浪里拼命划桨却不知道方向。

　　如何让“漂泊”成为有意义的航行

　　当“靠岸”的成本不断升高，漂泊就不能只被解释为心态问题。把结构性的风浪简单归结为一句“年轻人不够努力”，既解释不了复杂的现实，也会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退回沉默，把压力和挫败内化成自我攻击。选调生小郭把研究生阶段视为自己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段“奥德赛时期”。那时候，他不知道该继续读博还是直接工作，内心曾有着焦虑与徘徊。后来他到乡镇工作，撰写材料、管理档案、联系村镇、走访群众，“尽管偶尔会犯错、失误，但也正是这个过程，让自己渐渐发现自我”。他告诉本报记者，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是在重新确认自身的位置和价值。

　　青年正在调试与互助中寻找方向。在受访学者看来，社会需要做的，不是催促他们尽快结束探索，也不是要求所有船只按照同一张海图航行，而是降低试错和转换的代价，让一次停顿、一次转弯不至于成为无法挽回的失败。廉思提出了“涵养青年”的理念，在他看来，青年人最宝贵的品质是可塑性、创造力、信任感和对未来的想象力。当前最迫切的是降低青年成长的基础性成本——就业支持体系应当关注职业转换和灵活就业保障，住房政策需要考虑成年过渡期的现实需求，教育体系则要减少过度筛选和单一评价。好的青年政策，要“给机会、给空间、给信任”。

　　赖德胜从人力资本和宏观政策的视角给出了路径。他认为，应当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切实提高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未来适应性，为劳动者提供覆盖全职业生涯的持续培训和终身学习机会。与此同时，要加强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协调配合，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创造更多高质量岗位的方向发展。劳动力市场日益灵活，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增强其稳定性，并大幅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提供必要的安全网。

　　贺光烨则从青年个体的真实焦虑出发，提出了“四个安全”的框架，即通过住房、医疗和公共服务来保障生活安全；以覆盖灵活就业和自由职业的社会保障体系来维护职业安全；在用人评价中减少对第一学历、年龄和“无缝履历”的过度依赖，保障发展安全；承认技术技能、基层服务、创业实践等多样化路径的同等价值，形成评价安全。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孙宇则提醒，教育不只是传授书本知识，还应该帮助青年人学会选择自己的“岸”，并且获得抵达那里所需要的品质和能力——判断力、韧性、合作精神和对自我的清醒认知。

　　奥德修斯漂泊十年，历经风暴、诱惑与绝望，最终回到故乡伊萨卡。廉思说：“这个故事之所以动人，不只因为漂泊漫长，更因为漂泊最终让他更深地理解了家园、责任和自身。”这个隐喻对今天的中国青年而言，分量格外沉重。他们并没有失去理想，也没有放弃奋斗，他们只是愈发清醒地意识到，人生不是一张标准海图，而是一段需要不断校准方向的真实航行。社会要做的，是给予他们真实的机会、必要的保障和随时重新出发的空间，让每一条道路都能通向值得抵达的彼岸。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