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并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整体呈现，是与世俗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回到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真实是古典学的基本内容。德国古典学家维拉莫威兹在《古典学的历史》中强调：“该学科的任务就是利用科学的方法来复活那已逝的世界——把诗人的歌词、哲学家的思想、立法者的观念、庙宇的神圣、信仰者和非信仰者的情感、市场与港口热闹生活、海洋与陆地的面貌，以及工作与休闲中的人们注入新的活力。”“复活那已逝的世界”意味着古典学不仅是阐释某种哲学概念，更是介入日常社会生活。考据、考古、训诂、缀合等只是历史的还原方式，古典学的目的还是通过科学的方法重现立体的生活场景，还原古代社会的整体世界。

　　从古代文明的历史源头出发

　　西方古典学发源于对古希腊、古罗马历史文献和文物的寻找，起源于对荷马史诗等经典文献的考订缀合，但其目的是通过这些文献和文物去发现属于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从而为整个社会找到生存的精神基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古典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文艺复兴运动之所以强调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精神的寻找和发掘，一方面是重建古希腊精神，缀合起已经破碎和衰微的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体系；另一方面是激活以古希腊、古罗马为代表的文明精神，以摆脱中世纪以来的思想黑暗。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说：“中世纪完全是从野蛮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学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恩格斯的话道出了文艺复兴的历史真实，这一时期古典学的兴起是相对于中世纪的历史黑暗和“野蛮状态”而言的，有着强烈的时代诉求和现实关切，所谓“一切都从头做起”就是重返古希腊精神，从古代文明的历史源头出发。

　　近代中国古典学的兴起也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明确提出“以复古为解放”的理论命题。而他的“复古”非常有意思，他不是顺流而下，而是逆流而上；不是从远古出发，而是从现实出发，直达远古。系统说来，是要从清代回归宋学，即回归宋代的古典，是针对王学的解放；要从宋学回到汉唐的古典，是针对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的解放；然后又从汉唐回归先秦的古典，是对许慎、郑玄的解放，是真正地站在历史的源头。“以复古为解放”，实际上是从时代出发，溯源而上，到达古典中国，激活经典、恢复历史的创造活力。梁启超所谓的“古代”并不是消失的历史，而是充满创造力量的时代和现实。

　　以经典呈现全面的社会生活

　　中国的古典学是以夏商周三代文明为本体的，“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明可以与古希腊文明相媲美，中国的“轴心时代”也在这一时期发生，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轴心时代”所创造的思想、文化和艺术并未远去，而是深深植根于我们的世俗生活和思想观念中。“轴心时代”是以经典的出现和建立为标志的，经典的建立代表了“轴心时代”的思想和文化的历史成就，代表了那一时代所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记录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丰富历史现实。从前轴心时代向轴心时代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从宏大的历史书写转向具体而全面的社会生活呈现。

　　以《大雅》、三《颂》为代表的早期周民族史诗侧重描写在周民族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半人半神”的英雄形象，而春秋时代的“变风变雅”则恢复到对普通生活和普通人物的形象展现，以一种新鲜活泼的语言讲述日常生活，使得诗歌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上，充满世俗生活的情趣和心理悲欢。诗人的笔触从局促的宫廷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广阔空间，田野里耕种的农夫、狩猎场勇敢的猎人、觥酬间陶醉的饮者等君子形象渐渐成为文学的主体形象。

　　《春秋》坚持“常事不书”的叙事原则，只有王侯君主等重要人物和宫廷事变等非常史实才能进入历史的视野，而一般的社会生活常常是被忽略的。而《左传》对“《春秋》笔法”的文学突破恰恰在于从历史的宏大叙事向具体生活铺叙、从神圣的英雄表现向世俗生活的君子描写的转变。《左传》保持了描写日常生活的热忱，除了描写宫廷、战争、外交、宴享等重大事件之外，其对世俗世界的日常生活有着强烈的书写愿望。

　　经典介入日常生活是中国古典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诗经》结集之后，在社会的各个方面流传，赋诗唱和成为士大夫的基本修养。春秋时代，《诗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政治、祭祀、外交、教育、文学等诸多领域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实用功能。闻一多在《神话与诗》中说：“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中国古典学的这一传统提醒我们，经典的真正意义在于介入全面的生活。

　　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激活“古典”

　　古典学的“古典”，常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焕发出新的时代精神。雅斯贝尔斯认为，每当历史的转折时期，人类都将回顾轴心时代和这一时代创造的伟大的经典，“并被它重燃火焰”。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两点。

　　第一，经典中蕴含着一种朴素的思想力量。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说，“希腊人将永远是我们的老师”。他认为古希腊文化有一种“异常客观的素朴性”，这种“素朴性”以直觉灵动的东西触摸事物，使之彰显，越素朴的东西越容易到达事物的本真。古典思想的力量在于他们比我们素朴，比现代人敏感。越接近历史的起源，越有思想和艺术的新鲜感。经典中对人、对自然、对思想的表达都有一种后世难以企及的新异目光。

　　第二，经典中包含着一种原始的人道主义精神。经典著作蕴含古典时代的人道主义因素，记载着早期中国文化从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的历史转变。“仁”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语词，孔子强调“仁”的本质是“爱人”。“仁”字，从“人”从“二”，“仁”是“人”字的复数，即人们的意思。即在集体的语境中，强调贯彻爱的原则，仁的意义更多的是强调爱他人。《论语·乡党》记载火灾发生后，孔子问“伤人乎，不问马”，首先关心的是人的安危，以人的生死为出发点。

　　第三，中国古典哲学“和合”思想的启示意义。《国语·郑语》开篇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和”就是不同思想、不同事物的融合会通，是把有差别的东西放在一起，从而产生新的事物和新的思想，而不是追求无差别的“同”。“同”是事物的简单叠加，不会生发新的事物。“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历史河流汇聚一体才能形成新的文明的汪洋大海。“同”是一种文明消灭另一种文明，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而“和”则是相互融合、相互激励，从而生发出新的生命，形成文明的新格局和新气象。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