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是可以与“仁”并列的德目。至宋明理学，“诚”被提升为一个统摄性的观念。宋代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周敦颐认为，“诚，五常（仁、义、礼、智、信）之本，百行之源也”。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诚”的观念很特殊。与其他重要德目相比，它的产生非常晚。在出土的金文和甲骨文中都未见“诚”字，在五经之中，《尚书》和《周易》中也都没有“诚”字。“诚”字最早出现于《诗经》“申伯还南，谢于诚归”。但此处的“诚”只是形容词，表示申伯真心诚意前往封地谢邑，尚不是特定的道德观念。

　　在西周时期，表示“诚”观念的是“孚”字。在《周易》中，“孚”字出现了近40次，其中，有30次是表示“诚信”或“真诚”，涉及19卦。也就是说，在64卦中，有近1/3的卦爻辞涉及“诚”的观念。而且，这些卦爻辞的断语大多为“吉”，至少是“无咎”。例如，《益》卦爻辞九五云：“有孚惠心，勿问，元吉。”为政者如果能以至诚之心施惠于民，不必占问，一定大吉大利。专门讲“诚信”的《中孚》卦九五爻辞为：“有孚挛如，无咎。”居于尊位的君主只要以诚信作为国家团结的纽带，就不会有什么过错。

　　迟至春秋时期，“诚”仍未成为独立的德目。在《论语》中，“诚”字出现过两次，一处见于《论语·子路》：“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一处见于《论语·颜渊》：“诚不以富，亦祗以异”。这两处“诚”字均为修饰词，而不是表示德性的名词。当时，“诚”的精神主要体现于“忠”“信”“敬”等德目之中。

　　真正将“诚”提升为独立德目的是思孟学派。成书于战国初期的《大学》将“诚”观念从巫史传统中解放出来，开启了“人道之诚”的先河。《大学》提出了“诚意”观念，并将其作为儒门八条目的关键一环。《大学》构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整体系，其中，“诚意”是连接“格物、致知”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键环节。在此基础上，《大学》提出“慎独”作为“诚意”的工夫。

　　子思所作的《中庸》借鉴道家思想，开启了“天道之诚”的先河，对“诚”的哲学阐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从三个方面深化了《大学》的“诚”观念。第一，《中庸》超越了仅将“诚”作为道德价值的视野，将“诚”提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中庸》提出“诚者，天之道也”，将“诚”视为宇宙的本体；“不诚无物”“至诚无息”，“诚”是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前提，与物的生、成、形、灭相始终。第二，《中庸》从工夫论上拓展了“诚”的作用范围，既要“成己”，以亲亲、爱人的胸怀完成自身的伦理责任，“尽人之性”；还要“成物”，以政治智慧，参赞化育，“尽物之性”。“成己”之“诚”属于伦理德性，“成物”之“诚”则属于政治德性；并且，《中庸》对“诚意”的内涵和实现机制进行了更为精微的分析，将其分为“自诚明”和“自明诚”两个维度。“自诚明”只有圣人能为之；“自明诚”则是每一位普通人均可做到，只要“择善而固执之”，最终必能达到“至诚”的境界。第三，《中庸》引《诗经》，称赞“文王之德之纯”，以文王作为“至诚”的典范，凸显“诚”德的政治属性，“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通过恰当的政治举措教养万民、平治天下。可以说，儒家“诚”观念至《中庸》而大备。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仅要吸收传统“诚”的思想精华，而且要结合当代实际，这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

　　真实无妄。儒家经典中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尽管在西周早期金文已出现“真”字，但翻遍十三经六十余万汉字，所使用的字中竟没有“真”字！儒家表示与“真”相关的观念时，所使用的汉字是贞、正、实、诚。其中，“诚”尤为重要。朱熹在解释“诚”时指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这是就天道而言，“诚”体现为“天理之本然”，也就是宇宙的构成原理和运行法则。就人道而言，“诚”体现为“人事之当然”，在工夫论上的要求就是以真诚的态度，为所当为，毋有自欺。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坚持“以实干出政绩”的实践自觉，一方面努力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遵循科学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做实事、求实效，以科学决策破解高质量发展难题；另一方面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意愿，准确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把民生痛点作为工作重点，把群众期盼作为努力方向，坚决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忠诚不二。在儒家思想中，“忠”与“诚”是一体两面。朱熹在答门人问时指出：“忠与诚，皆是实理。一心之谓诚，尽心之谓忠。诚是心之本主，忠又诚之用处。”“‘诚’字以心之全体而言，‘忠’字以其应事接物而言。”“诚”与“忠”属于体用关系，“忠”是将“诚”的规范运用于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事之间的关系。在与人相处时，应该尽心尽力，无私而真诚；在对待具体事务时，应该尽心竭力，恪尽职守。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忠诚不二的态度，一方面自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对党忠诚体现到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另一方面，要真正把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尺度，以为民造福和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实践遵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专一有恒。“诚”即专一，《大学》讲“慎独”，《中庸》讲“诚之”，无非是通过“专一”而达致“至诚”。“慎独”不仅意味着“慎其闲居之所为”，更意味着内心的专一，即内心时时保持警醒，于心之初发的几微处，敬慎其所始，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不忘初心”。与《大学》的“诚意”主要强调道德主体的自我修养（慎独、毋自欺）相比，《中庸》的“诚之”工夫更侧重于道德主体的持之以恒。“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知中庸之道并不难，难在“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只有持之以恒，不随波逐流，才能有始有终，成己成物，最终达致“至诚”境界。而且，人一旦达到“至诚”的境界，就会显现出神奇的力量，所谓“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当人能够全神贯注地去做每一件事，无偏无私、一心为公，就能获得敏锐的判断能力，准确把握事态的发展趋势，作出正确的决策。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坚持党性原则，一方面要守住“为民”初心，铸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提高政治判断力，把准政绩创造的“方向盘”；另一方面要以“功成必定有我”的雄心壮志和“功成不必在我”的宽阔胸怀，处理好大我和小我的关系、根本利益和个人抱负的关系，对长期任务，要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滴水穿石，久久为功。

　　（作者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长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