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学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需要为国家对外战略提供知识基础，这种知识不能依靠浮光掠影的研究，而应当立足于在对象国长时间深耕的第一手调查材料。因此，区域国别学离不开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兼具在地性、整体性与跨文化性的特征，可以让我们以独特的视角，更精准、更形象、更透彻地了解对象国。

　　通过在地化观察清晰认识对象国

　　区域国别学以特定国家或区域为研究单元，追求对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认知，核心使命是“理解他者、服务自身”，既为国家外交战略、国际合作提供决策依据，也为构建全球知识图景贡献中国智慧。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对象具有鲜明的异质性，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历史传统、制度模式、文化语境都存在巨大差异，这就为研究者带来了跨越认知鸿沟的挑战。

　　由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文化、制度、语言等多方面隔阂，仅通过文献分析难以形成客观全面的认识，更难以把握非正式制度、民众价值观念等隐性知识，因此就需要以调查研究作为方法。研究者实地来到被研究国家或区域，通过观察、访谈、问卷等方式搜集一手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由表及里的分析，提炼对现象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人类学家詹姆斯·C. 斯科特的研究便是一例：如果仅依靠越南、缅甸、菲律宾的殖民政府档案、官方税收统计、土地政策文本等文献，只能看到殖民时期东南亚农村的地租比例、粮食产量、反叛事件记录等表面现象，无法触及农民内心深处的“生存伦理”，无法看到这些国家的基层社区长期形成的基于最低生存保障、具有道德意涵的非正式价值规范与隐性共识。文献不会记载农民对税收压力是否突破生存底线的判断，更无法解释为何某些政策看似公平合理，却引发了大规模农民斗争。

　　被誉为“现代人类学之父”的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居住了长达四年之久，通过参与观察融入当地社会，理解了当地“库拉交换”背后的社会逻辑与信仰体系，这种交换并非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维系族群关系、确立社会地位的核心机制。中国学者在对中老铁路的实地调研中，通过扎根当地社区，发现铁路修建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与地方社会相遇和对话的社会建构过程。铁路修建需要避开承载当地人信仰的佛寺、神山、神树等神圣空间，需要在多元主体交往和交流的基础上作出相应决策。调查研究“在地化认知”的核心特点，决定了它可以为区域国别学提供坚实的知识基础。

　　全球化背景下的方法创新

　　当今世界已不再是马林诺夫斯基所处的那个相对隔绝与封闭的世界，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关注的相对封闭的部落或社区，也早已融入全球联结。与之相应，区域国别学亦不能仅限于“解剖麻雀”式的微观研究，而应当具备将各种看似不相关的现象联系起来的抽象化能力。以拉美资源型国家的研究为例，若仅在一国乡村开展调查，只能看到当地农民失地、环境破坏等局部问题，却难以发现全球大宗商品需求、跨国资本布局、国际产业链分工的共同作用。又如对于非洲部分国家的青年移民潮现象，如果孤立研究某一村落的外出人口，就无法理解这一现象与欧洲劳动力市场、全球移民政策、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之间的深层关联。只有跳出单一社区视角，在全球框架下审视区域现象，才能避免研究碎片化与片面化。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调查研究也需要进行更多方法上的创新。多点民族志方法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所谓多点民族志，指的是根据研究主题在不同地点进行调查，寻找事件或结构的内在脉络。正如项飙在对“猎身”现象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很多行动者在行动的时候，未必能够意识到自己正嵌入一个更大的全球结构之中，而研究者的任务，便是要通过多点调查，将结构上的联结和制度上的意义揭示出来。一个印度农村的家庭，一个在吉隆坡找工作的IT人，一个在悉尼招工的老板，这些人之间被“猎身”这个隐形制度联结在一起。

　　类似案例在当前时代比比皆是。研究全球服装产业链，需要同时追踪东南亚服装厂工人、珠三角代工企业、欧美品牌方与终端消费者，才能揭示跨国生产中的劳动控制、价值分配与文化消费逻辑。在全球公共卫生议题中，从疾病原发地区、跨境交通枢纽到国际医疗协作机构，多点追踪能够呈现病毒传播、物资调配、国际协作的完整链条，超越单一国家视角的局限。通过多点民族志，研究者便能把握在不同场景下不同现象之间的实质性联系，从而呈现出现象的整体形态，从区域国别学的角度发现全球化的意义。

　　数智时代的调查研究

　　数智时代的到来为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大数据、人工智能、地理信息系统等前沿技术正在重塑调查研究的形态。大数据分析有助于挖掘复杂数据中的隐藏模式，为学者的思考提供有益的参照。

　　但需要注意的是，数智技术不能替代传统调查方法的核心价值，调查研究仍旧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人工智能无法完全模拟人类的移情能力，难以和研究对象“共情”。人工智能在数据搜集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但在分析的深度上仍旧难以与人匹敌。例如，若要研究某个国家的政局动荡或社会革命，大数据可以迅速为我们提供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信息，但只有通过长期的调查研究，才能够把握变局或革命背后的机理，理解其深层原因并分析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

　　同时，数智技术本身是中性的，而区域国别研究则具有价值立场。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以和平共荣为价值追求，这就要求我们以平等、互动、对话式的研究替代传统西方式的居高临下。人类学家格尔茨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深描”的研究方法，强调要在被研究者和研究者的观念世界之间构筑沟通的桥梁。费孝通亦提示我们，海外研究的最终旨趣是要达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境界。这都与区域国别学的价值理念不谋而合。通过贴近不同文明的历史传统、观念体系与生活世界，调查研究可以破除偏见，增进共识，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互鉴与平等交流。

　　总之，当前国际形势呈现出复杂多变、动荡交织的特征，对国家战略决策、外交应对与风险研判提出了极高的时效性要求。在实践层面，区域国别研究常常需要产出“短平快”的咨询报告，以快速回应现实关切、提供形势判断与对策建议。但如果仅停留在应急式、碎片化的分析层面，缺乏长期积累作为支撑，研究结论容易流于表面，甚至出现误判。因此，在强调快速响应的同时，我们更要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针对特定国家、特定区域的长期性、持续性、沉浸式调查研究。这不仅是深化认知的重要路径，更是区域国别学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根本保障。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整体上仍处在夯实基础、搭建框架、培育队伍的初创与起步阶段。在这一关键时期，我们更需要沉下心来，进行扎实、系统、具有深度的基础材料积累。无论是一手文献、原始数据、田野资料，还是多语种文本、历史档案与现实观察，都需要长期、持续、细致的整理与挖掘。从长远的学科使命来看，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区域国别学坚实可靠的学术支撑，唯有厚植基础，学科才能真正立得住、行得远。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