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随着党史研究精细化转型与新革命史、日常生活史范式的兴起，学术界转而关注长征中的女性群体、普通战士、少数民族群众、后勤医护等基层主体，长征群体史与微观史研究逐渐成为新的学术热点。系统梳理这一研究脉络，有利于进一步拓展长征史的叙事主体、在新时代探索新的党史叙事话语、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不断拓展新领域

　　一是长征女性群体研究。作为近十年来群体史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对话最为充分的一支队伍，女红军群体在既往叙事中常被简化为抽象的符号，并未体现出具体的生命形态。近十年的研究明显淡化了宏大的功绩宣叙，在性别政治、身体极限与日常生活的透视下呈现出了女红军这一群体的不同侧面。在关于女性长征的学术话语中，高晓林等人从宏观的革命理路来理解长征女红军的远征，认为其反映了“她们追求‘人民解放’与‘妇女解放’的两大奋斗目标”。学者考证出四大主力红军长征出发时共有女红军约3062人，而最终完成两万五千里战略转移、顺利到达陕北和延安的仅约354人。这一高精度的量化成果，直观还原了女性主体在战时极其惊人的损耗下所付出的巨大牺牲，进而有力地“彰显了女性革命和革命女性的两大历史意义”。在宏观数据被厘清的同时，学术界开始聚焦于女红军在不同场域下的功能角色与精神特质。郭斓在论述长征女红军的主体自觉与形象重塑时指出，2500余名女红军“担负组织宣传、医疗救护、后勤保障甚至前线作战等任务”，以无私奉献与团结乐观等品质重塑了中国妇女的形象。近年来学术界的一个重要推进，是对女红军在行军极限、妊娠生育以及性别互助等维度的生命体验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些成果再现了女红军在生死极限状态下，如何将独特的情感联结与性别互助转化为超越生理限制的革命意志，推动长征女性群体研究走向注重个体生存史的方法论范式跨越。

　　二是长征普通战士与无名群体研究。普通红军士兵、新募红军和伤病员由于留存文字档案极少，长期隐没于传统战史的宏大叙事之中。近十年来，学术界将研究视线转向普通士兵，在还原基层指战员的阶级成分与社会流动实态时，学术界对战时原始数据的回溯性发掘与量化核实，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客观支撑。黄道炫系统梳理了中央苏区征兵名册、伤亡名录、国共战时电报等一手档案，结合战时原始统计数据开展量化分析与史实考订，对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所记载红一方面军相关记录进行交叉印证与深化阐释。史料显示，“在一方面军中，共有百分之三十八的士兵，不是来自农业无产阶级就是来自工业无产阶级，但百分之五十八是来自农民，普通士兵的平均年龄仅19岁”。陈思覃则进一步将日常生活史视野转向组织机制领域，在对日记、口述等基层叙事的发掘中，还原了红军在身体和精神极限挑战面前迸发出来的鲜活而又充满血性的生存状态，透视了普通士兵在“平均每日行军超过六十里，且几乎全月无休”的高强度行军中的身体透支；再现了战士们在“沿着一具又一具战友的尸体”寻找宿营地时面临的生死考验。这种研究彻底打破了长期存在的脸谱化英雄叙事，实现了党史研究向人民群众这一历史创造者主体的回归。

　　三是民族地区与军民互动研究。红军长征穿越了中国西南及西北的民族聚居区。近十年来，学术界将长征研究与民族史、边疆社会史相结合，丰富了军民互动的理论内涵。学者的目光不再仅仅局限于“彝海结盟”等经典历史特写，而是转向了更具制度化的民族交往实践。王纪鹏等人系统梳理了中央红军长征时期的民族政策与实践，阐明了红军在民族地区的政策调适过程，认为“红军通过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苛捐杂税，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各级政权与武装等系列活动”，为顺利过境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刘璐同样认为，长征促使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情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从而在学理层面厘清了全民族抗日救亡的群众根基。

　　四是后勤、医护与支前群体研究。传统长征叙事聚焦前线叙事，炊事、医护、运输等后勤人员长期“退居幕后”。伴随研究范式的转变，后勤史逐步进入学界研究范畴，相关研究摆脱单纯物资罗列，从生存逻辑解析红军后勤运行规律。依托长征筹粮档案，刘魁实证粮草调度深刻影响行军部署，其撰文记述极端缺粮境况下，“有时不得已还从牲口的粪便中寻找尚未消化的食物”，饥饿致使战士出现“暂时失明病症”，直接造成“部队已相当疲劳，减员亦颇大”。而之所以能够在恶劣环境中多渠道筹措粮草、维系部队基本供给，核心在于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支撑与严明的组织纪律，搭建起战时后勤的现实依托。针对战时最薄弱的卫勤保障，红军摸索形成“简明易懂、机动灵活的预防技术，简便易行、方法多样的治疗技术，简陋朴素、因陋就简的护理技术”三位一体自救体系，缺医疗器械便就地取材自行改制，如用旧雨伞钢条制成探针、用竹片替代夹板等。关于后勤保障机制的历史源头，崔梦等人对中央苏区红军的研究指出，被服供给是“贯穿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综合性革命实践”。这一统筹模式下的自力更生精神是支撑长征胜利的重要精神支柱。

　　书写模式的突破与发展

　　关于长征的群体史、微观史研究在过去十年间不断升温，并不只是简单的规模扩大，而是一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之上的对中国革命史书写模式的突破与发展，具体体现在研究视角、史料活化与价值阐释三个维度的重大变革上。

　　首先，在研究视角上，实现了由精英一维叙事向人民主体性全景叙事的根本转向。传统长征史研究叙事维度偏向单一的自上而下式俯瞰。近年来，研究者将重心转移到广大红军战士身上，重新思考和挖掘新的研究方向，以便更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伟大。有学者认为，在方法上必须“强调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引入对基层主体微观生存与复杂面相的深细考察。近十年的长征群体史研究切实将目光投向那些处于背景板状态的普通个体，在学理层面深刻彰显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核心命题的理论原色。

　　其次，在史料运用上，推动了从小众史料、地方档案底层互证文献的活化跨越。刘统在推进长征史研究时，极力主张回到“历史现场”，通过对党史文献、沿途地方志与国民党战时电报、地方军阀档案进行多方“对读”交叉互证。将宏观档案与地方文献紧密结合的实证路径，打破了单一革命叙事的局限，更真切地还原出红军指战员在极限环境下的战时抉择与历史实态。

　　最后，在价值阐释上，实现了从政治符号抽象化向人文精神具象化角度的深度体认。张太原总结新革命史两大研究取向：“一是化域外理论为本土方法；二是由具体而归纳，以‘小’求‘大’”，同时警示，不能以微观历史否定宏大历史，以碎片的真实代替历史的真实。当下，长征研究立足档案、实务等多元微观史料，遵循多取向、多层面、多维度的治学路径，力求呈现中国革命内在的系统和外在的全貌，实现由个体史实上升到革命整体历史的深度阐释。

　　虽然近十年长征微观群体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宏大叙事的不足，但其仍然存在案例过于零散、“讲故事”的口述史料考据不够深入、对其他领域理论方法的应用尚不充分以及研究选题的趋同性较强等问题。因此，今后，相关学者应从深化与拓展两个方向努力。一是注重构建不同层面人群交叉嵌套式的研究框架、避免片面化的浅层挖掘；二是运用“多重证据法”，做到口述、文献与战时档案的精准对应。唯有在“史论结合”的学术坐标中深化底层的学理穿透力，方能推动长征史研究真正走向更深刻的整体史书写新阶段，为新时代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作者系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