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学观”的提法并非始于当下，杨义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倡大文学观，后来有不少现代文学研究者也倡导大文学史观。当下再次被激活的“大文学观”概念具有新时代和数字时代的独特文化及社会内涵。值得深入追问的是：为什么是“大文学观”而非其他文学史概念在当下被重新激活，什么是大文学观之“大”、如何达成大文学观之“大”？

　　“大文学观”概念的重新激活

　　首先，这与“大文学观”概念的属性有关。“大文学观”概念表达了文学变革的诉求，因其概念内涵相对模糊反而更具弹性。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文学观，因其概念内涵并不具体、精确，“大文学观”概念反而构成了对一种尚未聚焦、定型事物的召唤力。讨论“大文学观”需将问题引向深入——直面因时而生的文学难题，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分解为大作者观、大读者观、大传播观等同样模糊的概念。

　　其次，学术界呼唤“大文学观”的深刻动因在于当下社会、技术和文学发生的巨变。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代现实、技术变革都在推动着“文变”。所以，才会有新媒介文艺、人工智能文学等新的文学现象的出现。虽然“文变”是一个必然现象，但是“文”如何“变”、“文”向何而“变”却因人而异。文学观是调节文学与时代、社会、现实、技术等诸多因素之间关系的核心参数。过时的、失效的文学观将束缚文学的高质量发展，而务实的、合宜的文学观才能更好地释放文学的能量，让“文变”更好地与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相适应。因此，因应时代、文学之“变”而构建新时代的“大文学观”，是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大文学观”的再次提出具有明确的问题指向，它的价值在于提醒文随世变，并要求构建出具有时代精神、主体能动性、充分释放文化创造力的文学观。

　　最后，“大文学观”的提倡具有鲜明的当下问题意识。当下，文学和时代一样正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仅从审美出发的文学观无疑太“小”，而且与现实相脱节，不能有效解释不断涌现的社会与文学新现象。唯有挣脱审美自律性之“小”，才能使文学汇入由时代、社会、精神和技术变革构成的综合现实中，从而成就其“大”。换言之，“大文学观”之“大”是审美性与时代性、社会性、现实性融合生成的“大”。

　　“融合”与“大文学观”的达成

　　“融合”是达成“大文学观”的核心问题，这里包括雅与俗、常与变、文字与数字、传统与当代等的融合。融合不是简单的加法，“大文学观”无法靠简单的理论相加、演绎。融合的关键首先在于从理念上打破各种形式的边界，拥抱新形态、接纳新主体与认同跨媒介的必要性；其次在于意识到融合文史哲、古今中西视野的必要性；最后在于认识到胸怀家国天下、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这构成了“大文学观”的边界之“大”、视野之“大”和格局之“大”。但是，这些只是融合的理念和目标，融合的真正达成有赖于对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精深研究。

　　第一，如何融合文字与数字？在《书写还有未来吗？》一书中，威廉·弗卢塞尔就提出了数字技术对文字造成的冲击。作为一名卓有远见的媒介哲学家，威廉·弗卢塞尔认为，原始图像、文字和技术图像是人类社会的三种主要媒介，分别对应于前历史、历史和后历史三个阶段。这种划分虽有洞见，但不能作片面理解。比如，在文字社会中，并非没有原始图像；同理，在数字社会中，同样不能没有文字。从文字到数字不仅是媒介的转换，更是文明的迁徙。很多文明成果藏身于自身独有的媒介形式中。迄今为止，人类最重要的文明成果，尤其是思想成果既是通过文字创造的，也以文字的形式存在。在理念上拥抱数字社会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将图像和文字时代的文明成果带入数字社会。虽然各种形式的古代典籍数字化工程早已如火如荼地开展，但是真正的理论难题在于回答数字时代文字不可取代、不应被取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实践难题在于如何让数字原住民认识到文字的妙处和神韵。数字时代，短视频日益成为主流的文化产品，人工智能技术使文字生成变得轻而易举，文字由此遭遇了视频传播和智能生成的双重挑战。一方面，数字时代的人们越来越亲近视频而疏远文字；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人工智能辅助写作。这造成了人与文字之间的双重隔离。但是，我们珍重文字，其实是珍重文字所携带的思想深度与创造力。在某种意义上，在短视频和AI生成成为普遍趋势的情况下，文学写作承担着保留文字深度和创造力的重要使命。因此，一味趋新或守旧都不可取，“大文学观”之“大”在于弥合文字与数字之间的巨大鸿沟。

　　第二，如何统一文学的“变”与“常”？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与古代所谓的文学其实内涵迥异。文学一直在变，但也有自身恒久永续的部分，这就是所谓的文学之“常”。数字时代，文学的“变”与“常”的矛盾表现得更加剧烈。由于数字技术的介入，文学从作者、读者、作品形态到传播机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新文学现象、泛文学现象的涌现打破了既往文学的陈规惯例。不理解文学之“变”将会脱离社会和时代，但理解文学之“变”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投身于新媒介现象之中，文学之“常”是人类必须守住的精神之根。文学之“变”促使我们对文学之“常”作出回应：文学虽一直有娱乐消遣的功能，但也是人类理解自我、体认他人、介入现实的重要方式。文学拓展我们的感受力，以获得饱满的生命体验；文学锤炼我们的判断力，以建构丰盈的意义世界。因此，“大文学观”之“大”不仅在于追随新的形式，更在于使文学不脱离立心与铸魂的使命。

　　第三，如何弥合文化的连续性与技术的革新性？对于“大文学观”之“大”，有研究者以为其从“杂”字出，也有研究者以为其从“深”字出，还有研究者以为其从“大众”中来。本文之所以强调“大文学观”之“大”的文化连续性，原因在于数字技术正在创造一种“当下主义”，经典被当下的技术和文化逻辑所戏仿和重构，其独立的价值和启示意义被遮蔽。由此，文学和文化的连续性正在被强势的技术所切断，从而影响了当下读者对中国几千年文脉的感知。文学和文化是储存一个民族精神记忆的重要方式之一。文化记忆的价值在于维系民族文化的连续性。我们为什么需要经典？不仅因为我们需要一些智慧的书籍，更因为不同时代的经典构筑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内在连续性。因此，今天所需要的“大文学观”之“大”，不仅在文学连接社会、时代、审美之“广”、打破文体界限之“杂”、通向无限非专业作者之“众”，也在于在数字时代赓续经典、构建文化连续性的“连”。连而有结，连而成其大。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