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国际关系理论将分析焦点从“国家”理性人假设转向全球南方国家被边缘化的地方知识与经验，并将“正义”作为核心规范目标，从以人为本的基本逻辑出发，将“人文关怀”视为国际政治的根本方向，以此重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关系。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直有对“人”的研究。自启蒙运动以来，康德是理想主义传统最重要的哲学代表，其“永久和平”的哲学思想通常被认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人文关怀的源头。康德哲学高度关注“人”，将人置于其哲学体系的核心，强调人的理性、道德责任和尊严。这种以“人”为本的哲学影响了不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以至于一战后的国联、二战后的联合国及后来欧盟的一体化道路都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

　　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多注重历史学的人文关怀功能，通过历史经验总结国际合作的得失成败，其中以爱德华·卡尔、雷蒙·阿隆、马丁·怀特等为代表，他们的国际史视野、历史社会学方法和比较历史分析汇成一股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主义潮流，成为理解国际政治复杂现实、批判空想理论、汲取实践智慧不可或缺的工具。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充满人文关怀，无论是伍德·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计划，还是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基于人性的古典现实主义道德、社会与共同体分析，都是在关注人的安全，使国际关系研究充满了人文关怀。

　　二战后，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中心开始向美国转移，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受新兴功能主义学派的影响，逐渐摒弃人文主义路线，理论规范上开始走向强调实证和逻辑的科学化路线，国际关系学逐渐被简约为系统、结构和单位等构成的功能性体系。英国学派理论集大成者巴里·布赞将这种国际关系的功能性研究分为国际体系、国际次体系、单位、次单位和个体等五个层次，其中，个体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研究分析的最底层，最能揭示国际政治的微观基础。

　　然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现实主义理论兴起之后，国家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分析单位，国际体系则是最高分析层次，其中，以沃尔兹、辛格等最具代表性，他们将国际关系研究定位在体系层次，国家则“简约化”为一个自助的“黑箱”，可能影响整个体系的内部变量都被简约、抽象和控制在这个“黑箱”里。在此影响下，自由主义、制度主义乃至建构主义等流派的国际关系学者也将国家视为国际体系中的首要行为体，不同流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不约而同地将国家视为具有单一意志和理性的行为体。实际上，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演进明显忽略个体层次，导致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人”长期缺失，国际关系研究的人文关怀功能愈加弱化。

　　与此相对应的是，非西方学者有着明显的人文关怀属性。尽管在20世纪早期，非西方世界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者，但是其人文思想已经在哲学、政治、文化界有所体现，并对非西方世界后来的国际关系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在20世纪早期，中国学者梁启超在东亚知识流动和社会变革的基础上，强调道德秩序、文化包容与和平理想，有意将儒家传统中的有益元素融入现代国际关系，以补救西方权力政治的不足。印度的泰戈尔倡导基于印度精神传统的宇宙和谐法则。秘鲁的何塞·马里亚特吉从被殖民者和边缘者的视角出发，强调印第安原住民的文化价值和村社在构建公平社会中的意义。埃及伊斯兰学者拉希德·里达批判西方殖民主义，强调超越民族国家的宗教共同体伦理，回归伊斯兰人文传统。

　　总体上，20世纪早期，非西方学者对国际政治的思考往往融入了浓厚的人文关怀，他们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叙事逻辑和现实主义主导的权力政治范式，虽然他们没有使用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术语，但其思想贡献对后来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至关重要。需要指出的是，二战后，尽管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内部也出现了关注个体层次的研究，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女性主义等相关学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个体层面涉及的安全、经验和能动性的忽视，但其影响依然有限。

　　数百年来，全球南方国家在反殖民斗争、民族独立、区域合作与现代化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成果，这是理论创新最坚实的土壤，也是区别于西方理论最核心的优势。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多围绕大国博弈、军事对抗、联盟政治、霸权更迭展开，议程设置无视全球南方国家最迫切的生存与发展诉求。从概念和内涵来看，“全球南方”一方面吸纳了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要素，另一方面又囊括了长期在国际话语中本体文明叙事相对弱势的广大南方区域。回溯人类世界地理与文明发展的本源格局，全球南方天然具备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探索国际政治未来发展方向的独特场域。

　　第一，全球南方国际关系理论首先应挣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框架束缚，跳出以权力博弈为主轴的现实主义思维定式，优先对“殖民性”进行充分解构。“民族国家”并非全球南方国家的“本相”，要充分正视跨国民族等“次国家”或“超国家”共同体客观存在的现实，以此弥补传统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以来的“威斯特伐利亚式”迷思与缺陷。

　　第二，全球南方国际关系理论要将分析单位从“国家”层次下沉到个体层次，并从南方视角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从方法论上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依赖理性假设和实证主义，边缘化南方本土知识和情感经验，有必要运用殖民性与结构性暴力的分析视角，批判和解构既有理论，探讨并正视全球发展失衡是由种族歧视、文明优劣、知识垄断与经济依附等造成的观点。相关研究需深入阐释上述因素如何在制度上对全球南方国家民众带来的影响。

　　第三，全球南方国际关系理论应将区域研究纳入其理论框架中，这不仅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修正，也是对国际关系实践多样性的认可。区域并不只是静态的地理单元，更是社会和政治身份的塑造，区域是同一宇宙观下的人群关系性的存在，在一个相对独立的 “环境—人文系统”里，具有独特的社会属性。因此，“全球南方”在区域和次区域层面要回归对个体层次的研究力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际关系理论，积极倡导包容性知识生产，依靠区域知识为支点重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亚非拉不同区域板块的本土知识，为国际关系研究注入南方经验与地方实践，如拉美解殖、非洲中心性和东盟方式等，都将弥补传统国际关系叙事的不足，打破西方知识霸权。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际关系理论强调因地制宜，将文化、历史、制度多样化纳入国际关系分析，有利于整合国际关系理论。例如法里什·努尔在东南亚历史与政治文化基础上批评西方IR理论的抽象化；阿契利·姆贝贝强调非洲治理与非国家行动者角色；劳尔·普雷维什则将拉美的区域不平等结构与全球权力体系联系起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东南亚文明进程与区域治理模式研究”（24AZD05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