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研究的切入路径包括媒介本体论、媒介考古学、媒介的审美文化、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四种向度。多样化的媒介文化研究面临范式转换，数据库重建文本资源、算法驱动叙事形态、生成式人工智能塑造新型文化，这些都带来新的可能。对于媒介文化研究，我们需要在跨学科的多维视野中探索更具阐释力的理论与方法。

　　数字化生存下的媒介依赖性

　　数字化生存是被计算机、网络、大数据、算法与人工智能所构造的生存样态。数字化生存是当下人们普遍的生存处境，媒介使用则是数字化生存的重要能力。在口语、书写和印刷传播时代，人们也使用媒介。到了数字时代，媒介使用是全方位的，涉及日常交流、文艺创作、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新媒介到来之时，很多人更信任旧媒介的价值。雕版印刷术出现后，手抄本仍被竞相收藏。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很多人认为手稿才有艺术魅力。数字化技术产生后，人们便以电子形式欣赏手抄本，独一无二的光晕消散于数字传播之中。手抄本、印刷本、网络版共存于数字空间中，并被无限复制的数字技术所祛魅。一切媒介都已经数字化。

　　数字化生存关涉人类的具身存在与精神发展。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指出，“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并指出数字化生存具有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赋予权力四大特征。在数字化生存下，人们对于媒介的依赖性不断增强，这不仅表现于衣食住行与休闲娱乐中，而且体现于文化生产与艺术创作之中。利用数字技术对信息的生产、发布、获取、分析等运作已经全面渗透到各个方面，人们沉浸于文字、声音和图像的数字虚拟世界。数字化技术拓宽了人类的生存边界，媒介文化研究针对数字化生存现状形成了多元化的研究成果。

　　媒介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

　　随着数字化日常经验的拓展，近年媒介文化研究呈现出媒介本体论、媒介考古学、媒介的审美文化、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四种面向。

　　其一，媒介本体论确立了何谓媒介、媒介何为、媒介运行等方面的基本概念。传统观念认为，媒介是内容的载体，内容才是主导；媒介本体论则认为，媒介并非只是传递信息，而是参与塑造人类认知与社会现实。在这一向度，最著名的理论家是麦克卢汉和伊尼斯。德国理论家基特勒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媒介即信息”的经典命题。基特勒阐明媒介如何延伸我们的感官和感知能力，赋予它们新的表现形式。他最为重视的是每一种新媒介出现时，它对人们延伸的感官有何新的技术贡献。

　　其二，媒介考古学勘探了媒介的历史与潜能，重新发掘被遗忘、被遮蔽的媒介实践，进而反思线性的媒介历史。媒介考古学继承福柯知识考古学的遗产，探究媒介文化的断裂性与偶然性，揭示特定历史时期支配人们使用媒介的深层结构。以媒介考古学作为方法，媒介文化研究进入了电影史、艺术史、媒介史等领域：比如，托马斯·埃尔塞尔回溯作为媒介考古学的电影历史，以早期电影的另类形态挑战了经典电影史的叙事；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尤西·帕里卡探究媒介的深度时间观念，以具象的物质、仪器、设备及其案例审视媒介与技术相连的时间进程。

　　其三，媒介的审美文化研究是对现代人类媒介经验与生活方式的美学探索。理解媒介文化的框架是多重复合的，包括文本、受众、参与者或者历史、性别、伦理的角度，其间关于美的追问并未缺席，突出表现为对于新媒介作品的文本形态、视听语言、作品风格以及由此延伸的听觉文化、视觉文化的阐述。由此，媒介产品的文本形态如何体现美、受众如何参与审美活动等问题得到了理论上的推进。

　　其四，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将媒介文化置于更广阔的政治和经济的权力结构中进行考察。一部分媒介本体论的研究倾向于技术决定论，过于关注媒介的技术及其物质性而忽略了人的元素。媒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弥补了这一缺陷，它是具有社会倾向的媒介理论，关注权力结构中人的行为，包括对媒介的使用行为、对信息的传播行为、对权力的驾驭行为。媒介文化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向度在20世纪已经开启，近年来研究进一步集中于数字社会的数据流动、赛博空间的文化生产、数字资本主义传播等方向。

　　媒介文化研究显示出跨学科的特点。欧美部分高校设有专门的媒介院系，近年文科缩减重组，舞蹈、表演、设计等专业被整合进媒介院系，从中也能看出媒介研究是兼收并蓄的。国内媒介文化研究根源于大众文化研究，相关专著、教材着力于分析奇观电影、脱口秀、山寨文化、流行音乐。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快速形成了商业性、消费化的文化奇观，开放与竞争、抉择与前行是时代潮流中无数个体的际遇，亦是学术思考的基点。此后，一度盛行的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与传播媒介的变化、互联网的普及相关。相较于文化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在表述上有所限定，而在范畴上实际进一步扩张，并形成了前文所述的四种研究面向。

　　人工智能及媒介文化研究的转向

　　媒介文化研究不断跨越边界、突破学科限制，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媒介文化研究的人工智能转向有三重表现：首先，在数字化生存处境下，人的媒介行为被大量数据化，媒介文化研究不得不拥抱数据科学的方法，运用数据挖掘、定量分析、自然语言处理等方式来分析海量的媒介内容与复杂的媒介行为。其次，媒介文化研究的内容不再局限于媒介文本及其延伸的受众行为、社会机制等问题，而是辨析生产、分发、推荐内容背后的算法逻辑。理解一则新闻的广泛传播、某些短视频的大量散布，不仅仅是探究文本本身多么奇特，而是要剖析这些文本得以传播的推荐算法。最后，媒介文化与人工智能深度嵌合，媒介不仅传递信息，而且能够生成信息、预测趋势、形成风格。原本只具有人之能动性的媒介行为，由于人工智能的介入，而趋向人机合作的模式，由此媒介行为也获得了新的想象力与行动力。

　　在媒介文化研究应对崛起的人工智能技术时，一种寻古的研究思潮带来了颇有意味的对照，研究者在数字化生存中重温古老的媒介经验。复兴纸质杂志与胶片电影，追溯刊刻技艺与印刷技术，这是一种怀旧的媒介实践。类似研究包括探讨11世纪以来活字印刷术对于文学艺术、经济效益的影响等。这些研究将媒介文化的人工智能形态追溯至屏幕、荧幕、纸张的物质形态，从人机协作追溯至视、听、触的原始感官，这种历史性的检视仍然可以帮助我们质询数字时代的媒介行为，即复古媒介必然消逝于历史尘烟中吗？人工智能会褫夺人的主导力量吗？在此局面下回望媒介文化史，我们可以确认：媒介文化的人工智能趋向亦是一个阶段，在这场波谲云诡的变革中，人工智能进一步强化了算法逻辑与机器力量，而人的主体性并未丧失，运用人工智能进行媒介实践与媒介研究的显然还是人本身。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数字文艺的再生产研究”（24BZW12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