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从暨南大学文学院获悉，由该校古代类书研究团队与古籍数字化平台“识典古籍”合作共建的“类聚云锦——中国古代类书数据库”第一期建设已进入最后阶段，目前正进行界面搭建与测试，即将面向公众开放。此举标志着我国类书整理与研究在数字时代迈出关键一步。

　　类书是我国古代特有的文献编纂形式，素有“纸上图书馆”之称。从三国时期《皇览》到明代《永乐大典》，类书系统汇编历代典籍，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领域知识，是中华文明绵延存续的重要载体。如今，类书研究正通过学术创新与数字技术的融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成为“第二个结合”的生动实践。

　　中华文明的独特载体。类书是一种辑录各类资料并按门类编排的知识性汇编，其历史可追溯至1800多年前。暨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王京州以唐宋类书为例提出，其中引用的许多典籍已然失传，类书因此成为校勘古籍、补缺历史的重要依据。类书不仅是对知识的整理，更是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其内在逻辑反映了古代学者的知识分类思想。

　　激活类书研究新动能。在近期暨南大学举办的“类书研究与文化传承学术研讨会”上，数字人文成为学者们热议的焦点。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学者高树伟展示了文本相似度计算在《永乐大典》研究中的应用。他举例说，通过比对《永乐大典》与之前类书的文本相似度，可以清晰看到明初知识体系的承袭与创新。这种量化分析与可视化呈现，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古籍整理领域掀起革命性变革。王京州认为，未来需要深化人机结合，推动古籍整理向智能化、精细化发展。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周生杰认为，让类书成为可检索、可阅览的数据库，是发挥其文化职能的关键。通过数字化，类书将从象牙塔走向社会，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资源。

　　随着国家层面加强对古籍工作的支持，类书研究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2019年，两项类书研究课题入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22年，《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明确提出整理出版类书目录提要、系统整理唐宋类书等重点任务。这些举措为类书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

　　尽管类书价值显著，但其学科定位仍存争议。《四库全书总目》将类书归入子部，视作“杂上之杂”；亦有学者主张类书应独立设类。这种概念上的模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类书研究的系统性与协同性。王京州认为，类书研究领域学者众多，但力量较为分散。他建议，应当建立类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定期举办专题研讨会，创办专业期刊，为学者交流搭建平台。

　　类书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保存历史，更在于启迪未来。在当代语境下，类书的研究与传播需兼顾学术性与大众性。一方面，学者们通过深耕文献，挖掘类书在考证、校勘、辑佚等方面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文化机构通过数字化展览、普及读物等形式，让类书中的智慧走进现代生活。

　　周生杰表示，类书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提醒我们，知识整理与传播的本质是对人类文明的尊重与延续。在今天信息爆炸的时代，类书所体现的知识分类和整理智慧，对我们处理海量信息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在文化自信日益增强的今天，深入挖掘类书的价值，让其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焕发新生，正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李永杰 实习生 付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