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下，广东应如何接续发力、再创辉煌？带着这一核心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王廷惠。

　　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核心战略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结合广东经济与创新基础，介绍一下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战略方向的意义与必要性。

　　王廷惠：广东作为经济第一大省，科技资源富集、产业体系完备、创新实力雄厚，具备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的先天优势，以新质生产力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条件尤为成熟。经济大省挑大梁，建设现代化新广东，必须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核心战略支撑。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破解传统增长路径依赖的必然选择。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6年稳居全国经济榜首，但传统增长模式的瓶颈日益凸显：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珠三角核心城市土地开发强度接近极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附加值偏低；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作为“世界工厂”的广东同时面临低端产业外迁与高端产业“卡脖子”的双重压力。而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与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推动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为摆脱路径依赖提供了根本解决方案。

　　广东持续引领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目前，广东已构建起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坚实创新底座。庞大的创新主体与研发投入已形成催生新质生产力的“临界规模”，推动创新资源从“量的积累”向“质的跃升”转变，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最大程度释放创新红利。

　　从国家战略维度看，这更是广东履行使命担当的必然要求。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经济总量占全国1/9，制造业规模占全国1/8，在新发展格局中承担着“链接内外、支撑全局、引领发展”的战略支点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能为全国提供全过程创新链良性循环的示范样本，又能通过产业链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产业转型，为国家发展大局贡献广东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广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优势与主要挑战分别是什么？

　　王廷惠：广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综合优势突出，集中体现为“产业、创新、市场”三大支撑。一是产业体系完整稳固，通过推进新型工业化，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智能家电等9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工业体系根基深、门类全、配套齐，既为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基础支撑，又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试验田”。二是创新资源高度集聚，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香港科研+广东制造+全球市场”的协同格局，催生了“基础研究在港澳、技术转化在广东”的创新模式。三是超大市场牵引有力，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79万亿元，连续42年居全国第一，庞大需求快速分摊研发成本、加速技术迭代，激发需求引致型创新。

　　同时，广东也面临结构性与体制性的双重制约。其一，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不足，高端芯片、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依赖进口，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仅10%，远低于发达国家20%—30%的水平，源头创新支撑薄弱。其二，区域发展失衡问题突出，2024年珠三角地区研发投入占全省95.9%，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比超90%，“核心区拥挤、外围区滞后”的格局制约创新要素流动与产业协同。其三，要素跨境流动存在壁垒，港澳专业资格认证适用范围有限，跨境数据流动评估机制不统一，港澳资本进入科创领域审批流程复杂，影响大湾区创新合力。

　　提高基础研究转化效率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介绍下广东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现状。

　　王廷惠：近年来，广东通过政策引导与平台搭建，已推动科创与产创形成互促双强的良好态势。一是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围绕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布局创新资源，构建“算力—算法—应用”协同链条。二是成果转化体系逐步完善，形成“省实验室—中试基地—产业园区”转化网络，以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为枢纽，实现“有组织科研+有组织成果转化”。三是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凸显，90%的科研机构、人员、经费和发明专利申请来自企业，“四个90%”保障了创新可持续与转化高效性。四是产业反哺机制建立，比亚迪设立半导体研究院、腾讯设立“科学探索奖”，企业通过研发基金、共建实验室支持科研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比硅谷、东京湾区等世界级创新高地，粤港澳大湾区在科创产创融合机制、资源配置上存在哪些差距？如何改进？

　　王廷惠：与其他世界级创新高地相比，我们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四方面：大湾区创新协同不足，以政府推动为主，市场协同薄弱；要素配置效率不高，风投投向早期科创项目比例低；基础研究转化慢，香港高校成果在大湾区转化周期长于硅谷；人才流动有壁垒，外籍人才占比低，身份认证、社保等障碍待破除。

　　对此，应构建“市场主导、政府赋能、跨境协同”机制。一是优化协同创新，成立“粤港澳大湾区科创产创融合联盟”，在集成电路等重点领域组建产业链创新联合体，试点跨境科研项目审批绿色通道。二是完善风投生态，整合设立“大湾区科创种子基金”，搭建“路演+尽调+投后服务”对接平台，试点港澳风投以人民币直接投资内地科创企业。三是强化成果转化，在高校设立技术转移办公室，建设“小试—中试—量产”全流程中试基地集群。四是畅通人才流动，扩大港澳专业资格认定范围，试点人才居住证与社保卡互通，在广深推行国际人才职业资格互认。

　　实体经济为本 制造业当家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经济大省、制造业大省，广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如何理解“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的战略定位？

　　王廷惠：广东的核心优势集中体现为“规模效应+配套能力+开放格局”三重叠加。“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的定位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制造业是抵御风险的“压舱石”，2024年广东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33.6%，在全球经济波动中有效对冲外部风险。制造业还是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场”，作为技术创新的主要应用场景与产业化载体，通过工业互联网催生智能工厂等新模式，为新质生产力提供“试验场”与“转化器”。制造业也是共同富裕的“主渠道”，既吸纳大量就业并提升就业质量，又催生工业机器人运维等新职业，同时向粤东西北转移带动区域平衡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爬坡过坎调整期、积厚成势积累期、动能转换接续期”的“三期叠加”背景下，广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

　　王廷惠：首先是突破核心技术“卡脖子”瓶颈，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当前，广东电子信息产业核心芯片、工业软件、生物医药高端设备进口依赖度分别超90%、70%、60%，因而必须在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重点领域，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化”自主创新链，推动核心技术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跨越。

　　其次是破解区域不平衡短板，形成“珠三角引领、粤东西北协同”的产业布局。2024年珠三角GDP占全省超80%，而粤东粤西粤北不足20%，研发投入强度差距显著。这种失衡既制约创新要素流动，又导致珠三角产业升级缺乏周边配套，必须通过产业转移、资源倾斜等方式推动全域协同发展。

　　最后是突破要素配置效率瓶颈，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广东要素市场化改革走在前列，但仍存在珠三角工业用地紧张与粤东西北土地闲置并存、港澳与内地人才流动壁垒、跨境数据评估机制不统一等问题，唯有破除这些障碍，才能实现生产要素高效配置，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支撑。

　　广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既是自身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更是服务国家战略的责任担当。只有聚焦核心任务、破解发展难题，才能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再创辉煌。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李永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