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叶起，一批西方艺术家深入汲取《易经》的思想，不再停留于表层的符号认同，而是致力于实现其哲学内核的移植与美学的创造性转化。这一自觉的文化交融不仅催生了当代艺术与文学的新思维范式，也为美学领域拓展出新的理论维度与实践路径，进而形成现代的“艺术易”现象，孕育出一系列堪称经典的艺术创作。赫尔曼·黑塞的《玻璃珠游戏》、约翰·凯奇的《易之乐》和默斯·坎宁汉的《玄构》等作品均基于《易经》的哲理及其象征系统构思而问世，展示了创造性应用《易经》元素的潜力。

　　20世纪，部分欧美艺术家以全新的方式呼应了中国易理与乐理相通的理念，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由此植根于艺术领域，美国音乐领域先锋派领军人物约翰·凯奇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他的作品既体现了西方的创新与实验精神，也内化了中国的中庸、禅宗、道家以及印度哲学等多元文化理念，并因此在20世纪西方音乐史上获得了“音乐哲学家”的称谓。他痴迷于《易经》，自20世纪50年代起便基于《易经》进行“偶然音乐”的创作，其新奇的音响效果、开创性的演奏法与记谱法给西方观众带来全新的听觉体验。凯奇依据《易经》六十四卦构建了一套图表系统，创作时，将三枚硬币连掷六次得一卦，按格取谱，循环往复。依此法抛币，凯奇逐一定下音高、时值、力度、音色等参数，并生成钢琴曲《易之乐》。此种卜卦作曲法的核心动机在于剥离创作者的主观偏好对音乐的干预，践行“音乐本质的纯粹性”理念，此举亦是对战后欧洲音乐过度复杂化与无序晦涩的编曲风潮的批判性回应。他的音乐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对传统和既定认知的挑战。

　　除了凯奇，在创作手法和音乐理论上借鉴《易经》的还有奥地利作曲家、音乐理论家约瑟夫·马蒂亚斯·豪尔。他十分青睐中国哲学，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富有音乐素养的民族”，因为他们早就意识到音乐比政治、法律、宗教、道德、艺术和科学更重要。而且，在他看来中国音乐理论系统中的十二律与十二平均律中的十二半音完全吻合。在最后几部作品中，他发展出一种自由形式，也即“偶然音乐”创作法。他认为，一部作品的形式和结构完全内在于他所选定的音列材料之中，就连音列的选择也交由天数决定。

　　英国古典作曲家和教育家、英国皇家艺术学会成员杰弗里·理查德·普尔同样基于《易经》创作过一系列作品。普尔钟爱《易经》和道教文化，其音乐创作融入了显著的中国风格元素，常常使人感到新奇。从2001年开始，普尔创作了一系列钢琴小品，题为“钢琴家的《易经》”，到2021年4月发布，一共历时20年。该作品被分为8个“区域”，分别对应《易经》八卦；每个区域又由8个乐章组成，共计64首曲子，分别对应《易经》的六十四卦，他试图通过音乐表达卦象的哲学、象征和精神内涵。这些作品也在《静止之书》和《中国私语》等作品集中演绎，且获得不错的口碑和评论。在其中一部的前言中，普尔这样说：“当代需要复兴濒危的文化传统，比如道教和钢琴，通过从过去汲取养分来向前发展。”

　　另外，还有一些音乐家在歌词中融入《易经》的内容，譬如鲍勃·迪伦、西德·巴雷特等。

　　与音乐领域相呼应，西方舞蹈艺术通过移植《易经》哲学元素发展出“偶然性”创作范式，其典型代表是新先锋派编舞家默斯·坎宁汉。坎宁汉受到《易经》的启发，关注身体运动的偶然性和非确定性，系统解构了传统编舞模式。他首先确定一些离散化动作单元，将动作编号之后，以随机组合的方式重构动作链，舞者数量亦通过掷骰子决定。这就是坎宁汉标志性的“机遇编舞法”。该体系深刻内化《易经》的“变易”哲学，拒绝预设的连贯与意向，将变化看作动作逻辑的起点，让人体回到纯粹的运动状态，借此摆脱主体控制，令作品呈现出超越作者意图的丰富性。坎宁汉更将《易经》中八卦、六十四卦结构应用到编舞中去，事先把舞台空间划分为六十四块，把舞者、舞蹈动作以及运动方式等都用数字编号，然后通过掷骰子来决定演员到达的空间、时间、方式以及动作和姿势。他用这种方法创作的舞蹈有《玄构》《托尔斯》等。这种编舞法与凯奇的“偶然音乐”形成互文，大幅拓展了现代舞的身体语法，并持续生成意外的美学效应。坎宁汉的机遇编舞法对现代舞蹈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也因此被英国《卫报》称为（当时在世的）“全球最伟大的编舞家”。

　　法国编舞家约瑟夫·纳吉2008年的作品《间奏曲》以《易经》六十四卦为创作框架，作品时长64分钟，呼应《易经》六十四卦。纳吉从结构隐喻和诗学的双重维度诠释《易经》，将作品构想为一张动态网络，这正呼应“经”字“织纵丝”的本意——它是“网”的构成要素。网中每个结点象征一卦，同时也隐喻个体生命：每个人都是网络中的交汇点，是各种经历和连续转变的结果，宛如受制于一张复杂的大网，因之改变，又基于主观能动进行互动。纳吉更从卦象注疏中汲取灵感，通过直觉演绎设计出六十四个微观事件：这些事件的持续时间与性质充满流动性，表现形式既可凝练为单一声响或画面，亦可延展为复杂的行为序列，共同构建作品的戏剧张力。基于《易经》万物流变不居的核心思想，纳吉特别引入“水”的意象贯穿全作，因为水无常形，随器赋形，这恰是永恒变化的具象化身。

　　法国籍编舞家卡罗琳·卡尔森也曾基于《易经》进行舞蹈创作。《共时》创作于2012年，是一部流畅而富有诗意的蒙太奇编舞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卡尔森展现了那些改变生活的奇特巧合，这些巧合以一种特别的敏锐性引起内心的共鸣，体现“易”的真谛。2017年，卡尔森又在《共时》的基础上再创作，推出了新的作品《通往共时的十字路口》。这个舞蹈表现的是一个个小故事，它将强烈的富于爆发力的情感与巧合的超自然特性结合在一起。

　　此外，法国当代舞蹈家和编舞家卡特琳·迪韦尔以及美国后现代实验舞蹈领域的编舞家黛博拉·海伊也曾受到《易经》的影响并把它融入自己的舞蹈作品。

　　凯奇的“偶然音乐”对西方艺术创作影响深远。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位作曲家在65岁时又开始涉足绘画领域，主要是蚀刻版画等，其创作方法与他的“偶然音乐”一脉相承，都深深植根于《易经》的智慧。在开始创作每一幅版画之前，凯奇会通过《易经》进行占卜，以决定一系列创作参数。他随身携带一叠从《易经》衍生的数字表，数字落在1—64的区间，遇到“是/否”抉择时，1—31为“是”，32—64为“否”。凯奇相信，把决定权交给机遇、交给《易经》，能够达到更纯粹的创作状态。但这种方法既不轻松，也不简单，正如评论家史蒂夫·马歇尔提出的：“当你开始用偶然运算来构建一个世界时，你会发现连地基水泥的稠度，甚至沙子的粒度都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决定。”而凯奇确实用同样的方式决定水墨中松香颗粒的大小，或酸液在版上腐蚀图像的时长——这些隐藏的细节，让偶然创作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凯奇的版画代表作之一是《变化与消失》，这是35幅抽象版画系列作品。这些版画由最基本的形式构成，包括形状不规则的曲线实线、直线实线和虚线，它们的数量、方向、位置和着墨都由机遇法决定。凯奇用机遇法创作出来的后期作品呈现清逸妙境的水彩晕染，可说是自成一家风格。近年来，他的视觉艺术作品陆续在西方国家展出，逐渐为世人所知，在艺术市场中的反应也比较热烈。

　　瑞士女画家、雕塑家科妮利娅·福斯特于1971年至1972年创作了一组题为“《易经》：变易之书”的插画作品。美国雕塑家、插画家瓦尔特·德·玛利亚的艺术灵感来自《易经》六爻的排列方式。他的雕塑作品《360°易经/64件雕塑》以白色木杆子呈现64幅卦画，辅以红色背景，整组作品充满神秘色彩和静谧沉思的氛围。

　　《易经》在西方的传播给西方艺术带来一种创作手法上的变革，偶然性创作法和机遇法在音乐和舞蹈领域给人们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甚至反哺了一批中国艺术家。除了创作手法的革新，部分西方艺术家也超越了艺术的本体论范畴，基于《易经》经由艺术创作追求哲学体悟。也就是说，一方面，艺术作品于他们来说，是易学思想和宇宙观的具象化。另一方面，这种交融下的新文化也深化和拓展了易学本身的内涵结构与意义维度，从而实现文化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动态统一。俗语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但《易经》在西方艺术这片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却有大放异彩之势，可谓是异壤抽新枝，西土焕奇芳。《易经》文化历经四百年的西传而扎根于异国他乡，实为文化奇观，彰显了中国文化内核深处的魅力与生命力。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后、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