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文学，即契丹人的文学，既包括契丹人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包括契丹人用契丹大小字创作的文学作品。契丹文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相对完整自足的体系，成为中国文学百花园中的一个品类，是因为契丹人一方面认同中华文化，学习汉语及汉文经典著作，使用汉语进行创作且作品独具特色；另一方面，他们创制契丹大小字，用契丹语文字进行创作，呈现出双语创作并行的状态，成为后世双语文学创作的先锋。

　　契丹文学文献存世情况

　　辽朝的契丹文学作品数量最多，且有文集刊刻行世，如耶律隆先的《阆苑集》、耶律资忠的《西亭集》、萧柳的《岁寒集》、萧韩家奴的《六义集》、萧孝穆的《宝老集》、耶律庶成的《耶律庶成集》、耶律良的《庆会集》、辽道宗的《清宁集》、耶律常哥的《耶律氏常哥集》、秦晋国妃萧氏的《见志集》及耶律孟简的《放怀诗》等。但由于战乱频发，这些书籍多遭焚毁，存世者仅剩万一。除佛经外，目前能见者有耶律纯的《星命总括》、释行均的《龙龛手镜》等。

　　目前存世的文献中，辽金著作收录契丹人汉文诗文的有辽代王鼎所撰《焚椒录》、金代王寂所撰《辽东行部志》及元好问所编《中州集》等。许多辽金时期契丹作家的诗文因这些著作收录才得以传世。此外，宋朝文人在著作中亦载录若干契丹人的作品，其中既有原创作品，也有翻译作品，如杨亿《杨文公谈苑》、孔平仲《珩璜新论》、沈括《梦溪笔谈》、陆游《老学庵笔记》、叶隆礼《契丹国志》等。这些著作中均对契丹人的诗文作品有所记述，表现出契丹文学的“他者”视角。

　　契丹文学发展至元代形成艺术高峰。元代开国文臣之首耶律楚材是契丹文学的杰出代表，其完整存世的作品有《湛然居士文集》和《西游录》。其次子耶律铸曾三次任中书左丞相，著有《双溪小稿》《双溪醉隐前集》《双溪醉隐后集》《双溪醉隐新集》《双溪醉隐续集》《双溪醉隐别集》《双溪醉隐外集》《双溪醉隐乐府》等，但均散佚。清代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双溪醉隐集》，也是存世契丹文学的重要代表。此外，石抹良辅的《节斋吟稿》《世美集》、石抹继祖的《抱膝轩吟》、石抹宜孙的《少微唱和集》、述律杰的《群玉集》、耶律希逸的《柳溪集》，均有诗文。元代大儒许衡的弟子耶律有尚谨守师道，撰有《许鲁斋考岁略》一卷。耶律楚材之孙耶律希亮曾远至西域，撰有《从军纪行录》三十卷，可惜已亡佚，仅有部分内容残存于《耶律希亮神道碑》中。另有契丹人石抹咸得不和移剌迪的若干诗文流传于世，我们从中亦可管窥其文学创作情况。有元一代，对文献保存贡献巨大的文人苏天爵编纂的《元文类》收录了相当数量的契丹人作品及契丹人墓志、行状等，是研究元代契丹作家群体的重要文献。

　　此外，《辽史》《金史》《元史》等史书及苏天爵的《元朝名臣事略》、王恽的《玉堂嘉话》、盛如梓的《庶斋老学丛谈》、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熊梦祥的《析津志辑佚》也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契丹文学作品，为全面了解契丹文学的发展情况提供了丰富材料。

　　明成祖永乐年间，解缙、姚广孝等主持编纂《永乐大典》，收录整理了大量契丹人的汉文文学作品。清乾隆时期纂修的《四库全书》也收录了大量契丹人的汉文文学作品，耶律铸的《双溪醉隐集》赖此以存。此外，张金吾的《金文最》、顾嗣立的《元诗选》、周春的《辽诗话》等也收录了契丹人的诗文作品。

　　契丹人的汉文文学作品还零星保存在明清时期的各地方志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光绪年间刊刻的《新辑大涨刘氏族谱》中明确记述陕西渭南地区大涨村刘氏是契丹人耶律楚材的后裔，这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形成中华民族的生动、有力证据。《新辑大涨刘氏族谱》亦保存了若干明清时期的契丹人文章。

　　相比契丹人的汉文作品，契丹文诗文数量极少。1922年，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在内蒙古巴林右旗发现契丹文《兴宗哀册》和《仁懿哀册》。截至目前，已发现契丹小字碑刻40余通，契丹大字碑刻近20通及写本1册，其中大部分为契丹文散文，墓志中的铭文可视作诗歌。不过，这些契丹文的文学文献至今尚未完全释读。

　　契丹文学作品的特征

　　双语创作是契丹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少数民族大规模使用双语进行创作的朝代是辽代，目前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用双语创作的文学作品也产生于辽代。契丹人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可以使用契丹大小字创作诗文，但从政权建立之初到整个民族融入中华民族，他们一直坚持使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坚持学习儒家思想和《诗经》《文选》等经典，崇拜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辛弃疾等前朝或当时的诗人。

　　辽代皇帝及皇室成员很多均认同中华文化、崇尚儒学，多用双语进行创作。据《辽史·耶律倍传》记载，耶律倍上奏说祭祀当祭孔子，辽太祖大悦，令建孔子庙，并诏太子春秋释奠。《辽史·太祖本纪》亦载，太祖亲自拜谒孔子庙。耶律倍精通契丹语和汉语，兼用这两种文字作诗，云：“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投奔后唐后，他仰慕白居易，改自己的名字为“黄居难，字乐地”。此外，据《旧五代史》载：“德光（辽太宗耶律德光）本名耀屈之，后慕中华文字，遂改焉。”辽道宗时，懿德皇后萧观音“幼能诵《诗》，旁及经、子”。一些契丹女性幼时即诵读儒家经典，能写诗作文，于此可管窥辽朝儒学教育和文学创作的情况。

　　豪放粗犷、不假雕饰是契丹文学的另一特征。如女诗人萧观音，她不仅精通音律，能歌善舞，还能骑马射箭，被称作“女中才子”，其《伏虎林应制》诗云：“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全诗气势磅礴，直抒胸臆，尽显契丹女性豪情。北宋文学家杨亿《杨文公谈苑》载一契丹将领的诗句，曰：“父子尽从蛇阵没，弟兄空望雁门悲”，慷慨悲凉，深得唐代边塞诗之风神。《辽史·列女传》载契丹女子耶律常哥“能诗文”，“咸雍间，作文以述时政，其略曰：‘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心。人主当任忠贤，人臣当去比周……’”女性能写文章对皇帝忠言直谏，不仅鲜明体现了契丹人之直爽性格，而且可见契丹文学作品之豪放特色。

　　汉、契丹、女真、蒙古等各民族的文化多样，其交往交流交融频繁，形成“网状”互动模式。契丹人的中华文化认同历程，与其金、元政权认同历程和其诗文风貌联系紧密。从这个角度讲，契丹文学既是相对完整的一个生态系统，同时又与中原文学发生密切的联系。契丹文学的发展受到儒释道思想的影响、受到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的影响，同时也与宋代文学发生互动，并在金元明清时期与其他民族文学共同融入中国文学之中，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契丹文学史”负责人、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