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文明起源与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汉字作为华夏文明的承载工具，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一脉相承、传承有序的发展脉络，形塑了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多年相沿不断、生生不息的生命轨迹。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与早期形态，文字学者与考古学者根据各自学科提供的关键线索与重要论断，均指向汉字发展体系的关键一环——“图画文字”。

　　册典辑踪：

　　图画文字，即为“象形”，是中国早期文字最主要的造字方法。在商代前期成熟文字体系形成之前，汉字实际上已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充分的发展演变过程。循迹溯源，遂有仓颉之功。许慎《说文解字序》：“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盖，即谓文字。”这就是郑樵所说的“六书也者，皆象形之变”。

　　象形造字、文字起源于图画的观点也为近代文字学家承继并发展。20世纪初，沈兼士提出了“文字画”的概念，认为“在文字没有发明以前，用一种粗笨的图画来表示事物的状态、行动和数量的观念，这就叫做文字画”。唐兰进一步推进了“文字画”理论，认为“图画文字”是指成体系的汉字中单字符号形式象形阶段的第一分段的文字，即早期的象形文字。这一论断强调了象形文字在汉字起源阶段的重要地位。

　　物象书迹：

　　古文字学之外，日益丰富的田野考古资料提供了更多早期文字起源与发展的线索。考古学者在河南舞阳贾湖、汝州洪山庙，安徽蚌埠双墩，山东莒县陵阳河、邹平丁公，湖北石家河，浙江良渚，山西陶寺等遗址发现了数以千计的文字符号。这些早期文字符号勾勒出图画文字发展的三个阶段：探索期（裴李岗时代，距今8000—7000年）；发展期（仰韶时代，距今6000—5000年）；转折期（龙山时代，距今5000—4000年）。

　　探索期的图画文字是汉字溯源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为探索中国早期文明中文字、思维与社会复杂的互动关系奠定了基础。具体而言，舞阳贾湖遗址的发现证实，中国早在距今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中便存在礼制活动，且祭祀仪式已经出现，巫师群体逐步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遗址出土的龟甲刻符不仅保留了这一时期占筮祭祀的文化侧影，更提供了早期图画文字发展的线索。这批贾湖刻符既有形似太阳的图形符号，也有“一”“二”“目”“日”等象形符号。饶宗颐指出：“一个分明是目字，一个是日字，另一个有点像举手人形……这三个字，都与殷代甲骨文形构非常接近。”这些刻符均有清晰的笔画及多个层次的书写规律，明确具备原始文字的性质。

　　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发现了600余个刻画符号，发掘者将其划分为“象形类”和“几何类”，其中的象形符号共计110例，包括太阳、鱼、猪、鹿等动物形和植物形的符号。这些符号具有突出的地域性，淮河流域的安徽定远侯家寨遗址、长江下游的江苏句容丁沙地遗址均发现相似符号，符号体系和图像风格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表现出类同的风格。这批刻画符号是中国文字起源研究中的关键实证材料，具有鲜明的承启特征与演化意义。其特点一是数量庞大、类型丰富。7000年前的先民通过具象刻画（如动植物图形）保留原始记事功能，同时已出现简化的抽象线条，展现了汉字从图画向符号、从具象到抽象的关键过渡性阶段特征；二是符号组合。如几何线条与象形元素的搭配使用，实证了这一时期人类思维从单一表意向复合表意的飞跃；三是部分符号与更早的贾湖遗址符号存在关联，提供了早期图画文字广地域、长时段发展脉络的重要依据。

　　进入发展期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良渚文化均发现了陶器刻画或彩绘图案（符号），其地域分布广阔且地缘特征明显，中原、海岱及太湖流域等不同区域的刻画符号各具特点。考古发掘表明，部分陶文符号与区域性图腾崇拜密切相关。关中仰韶文化的符号遗存多为稚拙的鱼纹以及共同崇拜的“人面鱼纹”；齐鲁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陶符多为地缘崇拜的“日月山”；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则多见“兽面纹”图腾。这些特定区域内大量使用、重复出现的图案，代表了地域性的文化共性与信仰认同。此外，还有一些陶文符号与图画。豫中洪山庙、阎村遗址出土的仰韶彩陶图案多有故事性、纪念性或记事性。洪山庙遗址的彩陶图案中，有的描绘鸟与太阳，有的勾描出先民的手与耜，有的为鲵鱼组合，有的为鹿、龟和人物纹等组成的图画，此外还有日月组合等。汝州阎村遗址出土了绘有“鹳鱼石斧”的彩陶缸，整个图案也具有记事功能与纪念意义。  

　　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陶器，如余杭南湖黑陶罐、上海广富林遗址出土的陶尊、上海青浦县西漾淀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陶尊等上面也发现不少刻画图案。这些发展期的早期图画文字主要描绘人、动物、日月天体等，内容多记录早期人类的狩猎、战争与祭祀活动，纪实性强，图画内容指向明显，已能表现相对复杂的情境与故事，展示出较为突出的会意功能。由此表明，代表着汉字早期形态的图画文字，在组合、句法和表义上，已经历从裴李岗时代的初作规制渐具到仰韶文化时代的逐步发展。

　　进入转折期后，龙山文化时期的图画文字中单个符号和记事图画仍然较多，但已出现更为复杂的成型句篇排列，表义也更为复杂。石家河文化出土的刻画符号以天门肖家屋脊和邓家湾遗址为最丰富者，这些符号基本都刻在陶器上。除单独符号“镰刀”“杯”外，还有较为复杂的“祼礼图”符号，表现的可能是倒酒敬献神灵的祭祀仪式。这一阶段，多个遗址出现了成句的文字符号。其中最早的是良渚陶文，其次是龙山文化丁公陶文、龙虬庄陶文以及陶寺朱书陶文。江苏吴县澄湖出土了一件良渚文化黑陶鱼篓形罐，李学勤将其上刻画的陶文符号释为“巫戊五俞”。丁公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刻有11个符号，一些学者认为，这已经是一段较为成形的句篇文字。高邮龙虬庄出土的陶片上有排列成行的8个符号，符号由直线构成，排列规整，图画形似动物的侧视形象，是早期文字从图画向抽象符号过渡的中间形态。陶寺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陶壶上发现朱书陶文，有学者将其释作“文尧”或“文邑”。

　　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关键转折点，见证了图画符号向真正文字系统发展的质的飞跃。在表现形式上，文字符号完成了从具象图画到抽象线条的转变，而抽象化正是文字成熟的标志之一，意味着符号已经摆脱了对具体事物的直接描摹，具备了更强的表意功能。在组合方式上，文字符号实现了从孤立符号或“连环画”到完整句篇的跨越。在书写工具和方式上，陶寺遗址发现了专业书写的毛笔，显示出书写者已经掌握了专业的书写技巧。丁公、龙虬庄、陶寺等遗址的陶文展现出多字分列有序排列的特征，其句篇完整、表义复杂，较之单独符号更能传递完整信息。这些符号已超越简单刻画，属于早期文字系统，是图画文字发展的重要节点。这些证据表明，中国已正式迈入文字时代。

　　文脉承续：

　　早期文明中，图画文字的发展与商周文字体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文化血脉联系。尤其是商代金文与甲骨文，其构形渊源可追溯至遥远的新石器时代的刻画符号。新石器时代的许多单体符号，如族徽标记、巫师的祭祀符号等，既是先民记录生活的载体，又蕴含着法天地、摹万象的象形思维，这种思维模式直接被商周象形文字承续。例如，蚌埠双墩遗址发现的“猪”“鱼”等符号，其简洁生动的线条与商代象形文字的构形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新石器时代的某些符号已具备原始族徽的功能，如汝州洪山庙瓮棺上的“不”、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日月山”“钺”等，这些神秘符号也为商周金文族徽沿袭。从陶符到金文，“图画文字”跨越数千年的对话犹如一部无言的史诗，刻铸着中华文明从原始刻画到成熟文字的演进历程，见证了汉字体系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播下文明的种子，经过漫长岁月的沉淀不断延伸枝蔓，最终在商周时期绽放出绚烂成熟的文字之花。

　　商代金文、甲骨文里保留着鲜明的图画文字，比如象形的动物如鱼、猪、马等，器物如鼎、豆、爵等；以形体变异表达抽象概念，如断首象征死亡；通过动态场景构图传递事件，如人牵牛表示牵、车轮错位表示车辆损毁状态等。这些都是图画文字向成熟文字过渡的活化石。殷墟甲骨文中仍有部分字使用表示词组或句子成分的原始文字。例如，卜辞中可见表示“断轴的车”“车辕断裂的车”的图形。若将这些字形置于汉字起源的演进脉络中考察，正如王晖所说：“它们应该是一种‘文字画’的孑遗。”

　　尽管“仓颉造字”的传说难以被证实为个人创造文字的真实历史事件，但远古人类“观迹作契”的历史书写却折射出早期文明发展历程中文字系统化、社会化的真实进程，是古人通过图画文字的记录保留文明关键跃升阶段的集体记忆的文化投射。仓颉造字传说强调的“依类象形”，与良渚、陶寺、丁公陶文等早期符号的特征一致；文字创制与传播过程中对区域性自然与社会形态的仰赖，也与早期图画文字明显的地缘化特点相合。同时，在以图画符号图写万象的过程中，“仓颉”更可能代表了早期文字的整理者而非发明者。这一群体在新石器时代或与巫觋人群密切相关，在礼祀天地的过程中，不断将文字肇始初期散乱的符号系统化、抽象化、复合化、句篇化。

　　要之，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从陶文到金文，从具象描摹到抽象构形，作为早期汉字发展肇端的图画文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逐步完成了从单体符号到句篇表达的演进，标志着原始文字从孤立符号向系统语言的革命性跨越，这已超越简单的图画记事，具备初级文字的核心功能特征。考古发现的丰富陶文资料连缀起一部早期汉字的演进史，这些文字符号勾描出早期文明多元一体的地缘面貌，记录了先民以祀以戎的文化进程，见证着图画文字一脉相承的发展轨迹。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河南焦作府城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首席专家、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