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希文明互鉴中心秘书长、雅典大学教授斯泰利奥斯·维尔维达基斯（Stelios Virvidakis）曾多次到访中国，并在武汉大学任教。在本报记者近日对维尔维达基斯的专访中，他亲切地分享了其在中希哲学共性、希腊身份认同以及跨文化学术交流等方面的见解。维尔维达基斯强调，为了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哲学传统，我们需要进行跨文明对话。

　　探索中国与古希腊哲学的共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中国及其他地区的教学经历如何影响了您对比较哲学的理解？

　　斯泰利奥斯·维尔维达基斯：我的学术访问和教学经历涵盖广泛的主题与多样的受众。例如，我曾在武汉大学开设研究生强化课程，并在多所高校举办有关当代哲学和现代欧洲思想史的专题讲座，这些课程和讲座主要聚焦技术性问题，并未直接涉及跨文化交流或比较哲学。此外，我既不懂中文，也不通晓梵文或阿拉伯文，目前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仍处于初学阶段，但我非常期待进一步深入学习。

　　与此同时，我与中国、美国、土耳其、韩国、日本以及欧洲的同行进行过深入交流，从中获益良多。以中国为例，我从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和西南大学同事的合作与讨论中受益匪浅，也从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生的提问与评论中学到了许多。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中国，哲学专业的学者和学生，学习研究现代希腊语及古希腊语言、文学和思想的学者和学生都展现出极强的热情与好奇心，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与求知欲，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能熟练运用希腊语。

　　这些经历使我深刻认识到，在研究某一哲学传统时，必须引入外部文化视角并考虑多样化的世界观。换言之，要真正深入理解自身的思想与概念，就需要与来自不同文化和知识背景的学者展开对话与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中国哲学思想与古希腊哲学间的共性？

　　斯泰利奥斯·维尔维达基斯：这两大哲学传统几乎在同一时期兴起，即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并在此后数个世纪中持续发展。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将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和古希腊在思想概念体系与思维方式上存在深刻差异，因此不应刻意追求两者的相似性，甚至有人主张，中国先贤的智慧与古希腊人所理解的“爱智”（philosophia）并不相同。我不认同这种观点，而是更倾向于探索其中的共性与交汇之处，但也不否认两者之间存在差异与不对称性。

　　首先，对于希腊人和中国人而言，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认知上的探索，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或“生命的艺术”。换言之，它的实践目的在于帮助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理想。一般认为，与希腊传统不同，中国的哲学思想并不以纯粹的抽象理论或系统的逻辑推演为重，而是更强调理论与行动规范的结合。

　　在伦理学领域，希腊与中国存在大量相似之处。两者都关注一个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过上美好生活；需要具备哪些美德，才能塑造优良品格；应当遵循哪些原则，才能做到公正行事。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亚学派与孔子、孟子、荀子进行比较。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具有重要意义，类似的思想后来在基督教伦理传统中也被广泛强调。此外，中希哲学都在探讨“怎样的领导者才是理想的领导者”以及“领导者和人民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

　　在形而上学层面，道家与古希腊前苏格拉底哲学中都存在关于“流变”的深刻思考。赫拉克利特提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以河水不断流动的意象揭示万物处于永恒生成与变化之中。而庄子虽未以同样的比喻作表述，却在《齐物论》中强调“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认为世间万物不断在生成与消亡间转换，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这种对世界无常与流变的体认，展现出东西方哲学在不同语境下的某种共鸣。宋代理学家朱熹等人关于现实本质的论述，为儒学提供了坚实的形而上学基础，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立场相呼应。佛教传入中国后，更推动了形而上学思考的发展，令人联想到希腊的新柏拉图主义。

　　这里我无法逐一展开讨论“道”“阴阳”“气”“和”等具体概念，但可以提到一些与自然元素（火、土、气、水、金）有关的本体论思想，包括它们的相生相克、变化转化与互补对立往往导致某种辩证性的矛盾，以及“多样性中的和谐，和谐中的多样性”等核心观念。实际上，儒家的“中庸”之道，虽然在表面上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美德理论，但其内涵更具宇宙论与形而上学意义。

　　身份认同并非凭空生成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希腊身份之谜》一文中，您探讨了对“希腊性”的不同理解，从强调连续性的本质主义到后现代的解构论。在此背景下，当代希腊的身份认同应如何在继承古典传统与融入现代、当代文化经验之间实现平衡？

　　斯泰利奥斯·维尔维达基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很难用几句话回答。它既涉及客观条件，也涉及主观认知；既有描述性的分析，也包含规范性考量。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乃至诗人、小说家、政治家和新闻工作者，都对这一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正如您阅读我的文章时可能注意到的，我倾向于从建构主义而非本质主义视角理解“希腊性”，但也不完全认同后现代的虚无主义。我认为，文化自觉非常重要，而希腊的文化自觉深深植根于古典、拜占庭与现代悠久的历史中。

　　虽然现代希腊国家建立后，19世纪末知识分子提出的“文化连续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想象性的建构，但在官方理论、文学文本以及民间文化中，仍能看到真实的元素，反映了古典遗产与受基督教影响的中世纪传统。尽管不同历史阶段的希腊语并非完全一致，但各时期口语和书写形式仍具有明显共性。

　　当代希腊处于东西、南北的交汇处，应被视为欧洲整体的一部分。古典文化遗产不仅有助于建立希腊人的自我认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欧洲人的身份认同。公共教育可以借助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等帮助希腊人形成开放动态的身份认同，使他们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既能保持文化自觉，也能吸收来自邻国和远方的文化、思想和习俗。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了建构主义视角，那么在您看来，民族身份认同是否始终是被建构的，还是说其中也包含一些能够在历史长河中延续的本质性要素，如语言、集体记忆或共同价值观？

　　斯泰利奥斯·维尔维达基斯：我认为身份认同既包含继承的因素，也包含建构的成分。历史事件和传统为我们提供了某些延续性的元素，同时我们也会通过主观意识对这些元素加以阐释和再创造。换句话说，身份认同并非凭空生成，而是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被解释、重塑和更新。

　　语言学习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跨文明的学术交流在应对当代全球性挑战方面能够发挥何种作用？

　　斯泰利奥斯·维尔维达基斯：在我看来，跨文明的学术交流在应对当代全球性挑战方面虽多以间接形式发挥作用，但其积极影响往往在中长期层面逐步显现。学者、研究人员和学生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学术机构中交流，不仅能够通过体验异国生活方式加深对人类共同性的理解，还会体认到一些普遍的道德价值。通过共同开展科研与教育项目建立和巩固友谊与信任，能够成为推动国际社会携手应对诸多全球性问题的重要起点。这些问题包括环境污染与气候危机、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风险、部分国家遭遇的严重困境与极端贫困以及暴力冲突等。

　　不过，我认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之间的跨文化对话，有助于促进彼此理解，深化对共同利益的认知，进而激发多层次的合作，并为建立与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位资深学者，您如何看待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在当今世界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斯泰利奥斯·维尔维达基斯：关于哲学在当今世界的作用，我有几点思考。

　　一方面，对哲学的研究主要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开展，偏向于技术性研究。它帮助我们澄清概念、论证基本信念与直觉，为科学研究提供支持，在不同学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同时检验认知基础，探索人类认知的边界。

　　另一方面，哲学作为“生活的艺术”，也在日常生活和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个人层面，它可以引导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理想，确立理性的行为原则和规范，并赋予生活以意义。在应用伦理学领域，哲学思考有助于应对复杂的实践与道德困境，权衡价值判断，并支持立法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集体决策。

　　然而，我必须坦言，哲学在短期内难以带来深刻、广泛的社会变革，解决大规模全球性问题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尽管如此，作为教育者，我长期致力于引导学生培养认知和道德美德，希望他们通过学习哲学拥有更有意义的生活，并在追求共同利益的过程中，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从长远来看，维持跨文明哲学对话的最有效方式有哪些？

　　斯泰利奥斯·维尔维达基斯：我认为，要长期维持跨文明的哲学对话，需要从教育、人文交流和语言学习等多方面入手。首先，教育至关重要，各国应在各级教育中融入不同文化的内容，让学生了解并欣赏其他文化。哲学本身具有自我反思的特质，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因此应在学校普及教学。其次，经济支持和交流项目也非常重要，例如资助留学、开办语言学校和实施文化交流计划。语言学习尤为关键，就像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让更多人心灵相通。比如，中文如同书画，每一笔都蕴含独特的思维方式。最后，理解不同文化的思维模式，对跨文明交流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