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迈出新步伐、跃上新台阶。面对全球科技竞争和产业链重构的复杂环境，我国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初步建构起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不仅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创新突围”路径。

　　产业体系迈向质效并重

　　在“十四五”时期，中国产业体系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质效并重的历史性跨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产业体系完整性日益巩固。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覆盖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唯一拥有全门类的国家。在此基础上，“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体系不断补短板、提质量、强韧性。在高端装备、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一些重点领域取得突破，产业链韧性显著提升。C919大型客机投入商业运营，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完成，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设计—制造—装备—封装测试”全链条发展。

　　二是产业体系先进性加速提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水平不断提升。截至2025年6月底，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84.0%、66.8%。“十四五”以来，我国产业智能化水平迅速提高。2024年，我国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占全球部署量的54%，已建成超3.5万家基础级、7000多家先进级和230家卓越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研发及应用不断突破，通用大模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身智能发展进入快车道。

　　三是产业体系绿色化深度推进。“十四五”时期，我国能源结构持续优化，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提高20个百分点，已建成全球最大新能源产业链，新能源汽车普及率跃升。与此同时，我国绿色制造体系加快完善，产业含“绿”量持续提升，产业能效提升成效显著。2024年，国家级绿色工厂达6430家，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不断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较“十三五”末下降11.6%。零碳工业园区广泛试点，资源循环利用率大幅提升，生态效益加快转化为经济价值。

　　形成科技创新双轮驱动模式

　　中国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多个领域的技术突破和产业体系优化升级，离不开“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科技创新双轮驱动模式。

　　一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系统布局。国家构建起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为主体的战略科技力量体系。一方面，直接成立一批聚焦前沿基础研究领域的国家实验室；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设立原创技术策源地，鼓励其在关键共性技术上的研发投入。除直接构建战略科研力量体系外，国家还通过实施“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新型项目组织方式，激励更多企业参与到创新活动中。这种“国家主导+多元参与”的研发模式，既能保障长期投入的稳定性，又能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升创新效率。

　　二是构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体系。在一批“卡脖子”技术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的同时，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也日益成熟。“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增16家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总数达33家），突破近700项关键共性技术，实现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转化。累计认定187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遴选首批241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培育中试平台，更进一步打通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堰塞湖”。

　　三是加快构建产业创新生态。“十四五”时期，我国不断加强科技、教育、财政、人才、产业、金融等政策的协同，持续完善产业创新政策支持体系，形成了全链条创新生态。在产业方面，“链长制”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的统筹协同。在金融方面，国家设立专项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硬科技，撬动大量社会资本投向长周期、高风险领域。这种政策“组合拳”，有效弥补了市场失灵问题，同时避免了过度干预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

　　实现创新发展的“中国方案”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创新突围”之路，可为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实现创新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一是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中国的创新不是为少数精英服务的技术竞赛，而是致力于提升全民福祉的社会工程。根据“共同富裕”目标，坚持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惠及普通民众。如数字技术下沉乡村，助力乡村振兴；普惠金融让更多小微企业获得融资支持，使得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创新发展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

　　二是长期坚持以创新为引擎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国产业发展的核心经验在于通过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双轨并行，实现从“制造”到“创造”的跃升。在产业布局上，强调集群化发展以提升效能。保持开放协同与自主可控的平衡，强化产业链稳定性。总之，以创新驱动产业质变，以集群化提升规模效应，以开放合作拓展空间，最终构建安全可控、绿色低碳、数智融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三是采取分阶段推进的技术追赶策略。不同于某些发达国家依赖原始创新的“先发路径”，中国采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渐进式发展模式。经历长时期的积累，到“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加快转向自主创新为主导，实现从“模仿”到“超越”的转变，这充分体现了“阶梯式跃迁”模式降低技术跨越风险的同时能增强发展可持续性的优势。

　　四是采用安全与发展并重的产业链治理模式。在全球供应链动荡加剧的背景下，许多国家陷入“安全优先”或“效率优先”的两难选择。中国探索出一条“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模式：对于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坚持自主可控，建立备份系统；对于竞争性产业，则继续深化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参与竞争。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张培刚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