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后，中国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作出的又一卓越贡献。自此，四大全球倡议作为系统性理论框架正式凝结而成。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构成了高度凝练、逻辑自洽的理论、实践、价值体系。为深入解读四大全球倡议在全球层面的内涵意蕴，本报记者采访了长期深耕于中国议题研究的多位国际学者。他们表示，中国历经风雨彩虹，成绩令人鼓舞。理解“我们所身处的时代”，需要审视近年来全球逆流交汇的复杂态势。如今，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多种全球性挑战交织叠加。在世界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时代，中国四大全球倡议提供的“和平方案”更显珍贵，一系列愿景正在转化为真真切切的现实，为中小国家平等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清晰路径和战略机遇。
构建相互联结、相互依存的理论框架
“过去，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今天，中国面向全球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一系列举措体现了中国的远见卓识。”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和平与外交研究所所长穆罕默德·阿西夫·努尔（Muhammad Asif Noor）向记者表示，通过提出新的理念和框架，中国不仅将自己定位为全球现状的“思考者”，更将自己定位为未来改革的“议程制定者”。中国的四大全球倡议深刻影响了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的发展轨迹，在全球多极化的背景下增强了经济韧性、地区稳定、文化活力和制度公平。
努尔认为，不能从封闭、单一的视野去理解四大全球倡议，它们是相辅相成的精湛编排，进而形成了一个共生的整体。每一个倡议都能解决当前全球性挑战的一个关键性议题。它们共同反映了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共同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结、相互依存的理论框架，而且为应对复杂世界描绘了一幅整体蓝图。
四大全球倡议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对现有国际体系的补充和完善。《2025爱德曼信任度晴雨表》显示，发达经济体集体陷入信任危机，多边主义正面临压力。四大全球倡议从整体上解决了全球面临的四大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之间的关系。因而，四大全球倡议提供了一个层次分明而又完整统一的方法论，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宏观而庞大的体系，反映了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富有成效的努力。这种系统化的方案与美国保护主义等碎片化的西方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副教授丹尼尔·莫拉莱斯·鲁瓦尔卡瓦（Daniel Morales Ruvalcaba）表达了相似看法。他表示，四大全球倡议每一项都是针对当今世界面临的系统性挑战的一个特定方面，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全球发展倡议为世界和平奠定物质基础，全球安全倡议维护世界稳定，全球文明倡议促进相互理解，全球治理倡议为持续合作提供制度保障。
全球治理面临结构性难题
“和平不仅仅意味着没有战争，只有公正、可行、公平的治理规则和结构，才能给参与者带来安全感和尊严。四大全球倡议表明，中国充分认识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层出不穷的挑战：全球化停滞不前，国家之间不信任感日益增加，多边机构的合法性危机叠加。”谈及全球治理的现状，努尔深有感触。颇为遗憾的是，现有全球治理框架仍然基本沿用20世纪中期设计的制度，现有国际秩序依旧基于二战后建立的秩序规则，与当今多极化的现实脱节，难以提供公平性。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反映了旧有时代的国际权力格局，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仍然占据主导影响力。这种不平衡在今年表现得尤其明显——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拥有17%的投票权，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投票权仅为6%，拥有54个国家的整个非洲大陆的投票权还不到5%。在此背景下，四大全球倡议强调南南合作，与北方主导的传统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应当承认，以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全球规则是不平衡的，变得愈加无效，且充满了结构性缺陷。陈旧、落后、不公正、效率低下等现象时有发生。”努尔举例阐释道，非洲与亚洲生物多样性丧失，威胁着粮食安全。全球范围内，不少城市的环境问题持续恶化。地缘政治碎片化、经济不稳定、气候危机、数字鸿沟等全球性危机层出不穷。西方联盟的内部破裂，欧洲能源危机、美国奉行的孤立主义愈加凸显。一些西方大国对“否决权”制度的频繁使用，导致关键决策陷入僵局。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继续强加僵化的“经济处方”。这些结构性失衡造成了许多学者所称的“治理赤字”现象。
鲁瓦尔卡瓦提出，当前部分大国仍坚持维护国际规则现状。这种举动或出于经济利益考量，或出于制度优越感，或出于失去“相对影响力”的忧虑。这些阻力为国际体系改革进程增加了阻碍，减缓了合作，影响了改革的局面。
通过对国际关系演变动态的密切观察，努尔认为，信任是国际合作的基础。没有它，即使是设计得最好的机构也会失去其合法性。可惜，我们正目睹这种信任的侵蚀。在和平日益脆弱的情况下，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是解决治理赤字的唯一可靠途径。
“改革至关重要，意味着更新治理结构，更好反映当今的权力现实。四大全球倡议的提出，表明中国对此有着睿智认知与深刻思考。”努尔认为，这将赋予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和更广泛的全球南方国家有意义的代表权。
四大全球倡议引起广泛关注
沿着时间的维度回望，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已引起广泛关注，为百姓福祉带去实实在在的益处。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后，四大全球倡议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社会再度引起广泛关注。
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截至目前，该倡议已吸引80多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努尔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对减贫、绿色发展和数字经济的关注，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虽然这些目标的实现依旧步履蹒跚——联合国的最新报告显示，只有17%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实质进展。“通过将资金引入可再生能源，全球发展倡议为莫桑比克等国的农村电气化提供了动力。2025年，莫桑比克有20万户家庭用上了太阳能，使当地创业率提高了25%。”努尔引用数据阐释道。
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以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消弭国际冲突根源。目前，全球安全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地区组织的支持，被明确写入140多份中外双多边文件。
澳大利亚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EP）发布的《2025年全球和平指数》显示，目前仍有59场“武装冲突”处于活跃水平。而中国通过斡旋谈判，促成了包括非洲之角在内的多地停火。“当前，全球仍有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中东地区。通过促进合作安全框架，全球安全倡议支持了2025年马里停战谈判等和平进程，建立了安全的贸易路线。”努尔说。
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这标志着中国倡议增加了文化维度。努尔认为，通过建立文化信任，全球文明倡议确保全球发展和安全工作具有“文化软性支撑”。该倡议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产生了微妙而变革性的影响。从学术角度而言，该倡议与后殖民框架保持一致，它意味着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拒绝和对西方优越论的反击。
努尔进一步提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西方主导的媒体叙事往往掩盖了本土身份。与之形成对照的是，2025年全球文明倡议发起的交流计划助力亚洲和拉丁美洲多地举办当地节日活动、土著艺术和音乐表演，促进了玻利维亚等国旅游收入增长。通过培养对本土遗产的文化自豪感，全球文明倡议为文化合作搭建了桥梁，满足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话语中对文化认可的需求。
最新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令世界耳目一新。努尔谈道，该倡议标志着形成了以系统性方式解决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国钥匙”。其“五大核心理念”直接回应了全球治理赤字。通过倡导改革国际秩序，该倡议与之前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紧密联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更大的代表权——当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份额仍然失衡。
明确呼应南方国家需求
当前，正在蓬勃壮大的全球南方在经济和人口方面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占世界人口85%的全球南方国家贡献了全球GDP的50%。然而，其在全球决策中影响力仍然有限。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试图弥合这一差距，并通过实际行动来解决这一问题，赋予正在崛起但仍被边缘化的全球南方国家以强大的力量，努尔如此表示。
西方大国主导的“知识壁垒”等问题，反映出根深蒂固的依赖特定关系的治理模式，与中国倡导的公平互利原则相悖。努尔谈道，幸运的是，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形成了一个整体的“非西方叙事”模式，促进了多极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不同的声音共同塑造了全球规则。2024年在喀山举行的金砖峰会上，36位领导人支持中国愿景。
“四大全球倡议明确呼应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关键需求，反映了国际社会寻求更持久、繁荣未来的紧迫性。通过阐述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原则，中国提出了旨在弥补积累性赤字、增强国际规则合法性的相关理念。”鲁瓦尔卡瓦说。
通往多边合作的光明之路上依旧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困难。在西方大国充斥着“战略焦虑”的时代，中国展示了极大的“战略耐心”。“尽管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中国依然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事务。中国经验为应对多重挑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深刻的启示。中国的发展轨迹植根于四大全球倡议，是对抗西方主导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务实多边主义的灯塔。与西方联盟的‘零和游戏’不同，中国模式强调结构韧性和集体行动。”努尔最后总结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白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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