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可以说是马克思最著名的比喻之一，尤其是经过列宁在20世纪初的阐释之后，这一论断变得更广为人知。“鸦片”几乎成了对种种通过麻醉、成瘾和制造幻象的方式来控制群众的工具进行批判的最经典的意象。然而，“鸦片”比喻的易懂性和马克思“宗教鸦片说”的巨大影响却使人很容易忽视一些重要的事实。其一，马克思不是最早将“宗教”和“鸦片”在思想上联系起来的人；其二，尽管马克思跟他之前或同时期的德国思想家一样，使用“鸦片”这个观念来比喻宗教，但马克思的“宗教鸦片说”却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观念史的梳理和对马克思使用这一比喻的具体语境及其背后的问题意识的分析，来澄清马克思这一家喻户晓且极具争议性的比喻的深刻内涵。

　　德国古典思想中的“宗教鸦片说”

　　在欧洲，鸦片作为药物与麻醉品的历史可追溯至古希腊罗马时期。鸦片的麻醉品、镇痛剂、成瘾性药物与催眠剂属性，使它可作为描述宗教的隐喻来源。在1790年出版的《人类历史哲学观念》一书的第三卷中，赫尔德将“传统”描述为“精神真正的鸦片”。当传统作为一种不加思考的传承实践，“阻碍一切进步”时更是如此，“传统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极佳的、对人类不可或缺的自然秩序；但当它在实际的国家制度与教育中，束缚一切思考能力，阻碍人类理性的进步与根据新环境、新时代进行的改良时，它便成为国家、教派及个体的‘精神真正的鸦片’”。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完全可能认同这一观点，因为在他们眼中，宗教正是这样一种起束缚作用的传统。

　　在1793年出版的《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康德指出，如果神学将上帝描绘成道德审判者，那么这会使信徒无须进行严格的自我审视。“在生命尽头召唤神职人员”这一做法，堪比给临终者“服用心灵的鸦片”。由于这会使真正出于理性自律的忏悔变得多余，康德认为这是“对临终者和他身后的其他人犯下的罪行”。需特别注意的是，康德此处所类比的并非宗教本身，而是一种宗教日常实践，其安抚痛苦良心的作用与鸦片缓和身体痛苦的作用相似。在关于教育学的讲座中，康德再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实践教育”部分，康德谈到了道德良知，认为宗教的作用依赖于良知的运作，那些缺乏良知的宗教仪式，不过是“这类人心灵的鸦片，是让心灵安睡的枕头”。

　　德国浪漫主义者诺瓦利斯把关于鸦片的“迷醉”主题发挥到了极致。这不仅是因为他本人有服用鸦片的记载，还因为他常在鸦片的作用中进行创作。他著名的诗篇《夜颂》很可能是受鸦片梦境的启发写成的。1798年复活节，在施莱格尔兄弟主编的《雅典娜神殿》杂志第一期上，诺瓦利斯的断片集《花粉》作为首篇作品发表。其中，诺瓦利斯对“庸人”有如下描述：“他们所谓的宗教，作用不过像鸦片：刺激、麻醉，缓解因虚弱而产生的痛苦。他们的晨祷与晚祷，对他们而言就像早餐与晚餐一样必不可少。他们已无法戒除。”这些现代市民社会中单纯的利己主义的个人，将他们的所有生活变成无趣、重复的例行公事，通过宗教来满足他们对舒适和安全的渴望，使他们麻木的、机械般的生活显得有某种意义。

　　黑格尔在关于历史哲学的讲演中谈及印度的部分运用了“鸦片”的比喻。在他看来，印度文化缺乏自然与精神之间的根本区分。印度将人划分为不同种姓的制度证实了这种缺乏，这既排除了自由，也排除了主体性，正如印度人的信仰所表明的，“个人并非自己选择其特定地位，而是从自然中获得”。通过自然而非意识和意志对个体进行规范和划分，在印度导致了一种特殊的屈辱。黑格尔在这一部分的结尾处总结道：“就像一个身心完全堕落的人，发现自己的存在愚蠢而难以忍受，于是被迫在鸦片中创造一个梦幻世界和一种癫狂的极乐。”黑格尔关于印度宗教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宗教批判的重要参照。

　　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

　　青年黑格尔派基本上沿着费尔巴哈开辟的道路展开宗教批判。在将宗教的作用与鸦片进行类比这一点上，费尔巴哈也走在了他们前面。在1838年出版的《皮埃尔·培尔》一书中，费尔巴哈写道：“那些通过关于永恒极乐的悦耳奉承话语引诱他人追随自己，并通过关于永恒地狱的可怕威胁话语威胁那些与自己分离的人，使用的是强迫手段，他运用一种非理智的、不道德的、卑鄙的手段来赢得人们的支持：他给他们喂鸦片，以便在他们进入恐惧和希望的激情模糊了理性的精神状态后，俘获他们的承诺。”费尔巴哈将僧侣阶层视为给人民喂鸦片的诱惑者。僧侣们故意向人们撒谎、恐吓他们，从而削弱他们的理性运用。不过，他批判的并非宗教本身，而是宗教被不道德地工具化。

　　海涅常常被认为是马克思“宗教鸦片说”重要的来源，尤其是他在1840年发表的《路德维希·伯尔纳》一文中的如下段落：“对于那些生活中再也没有其他指望的人来说，天堂被发明出来了。为这个发明欢呼吧！为一种向受苦人类的苦杯中倾注甜蜜、催眠的滴剂的宗教欢呼吧，这是精神鸦片，几滴爱、希望和信仰！”海涅将基督教视为一种绝望和禁欲的教义，这种宗教之所以能在古罗马迅速传播，是因为“整个罗马世界”都处于“极度痛苦的状态”。海涅将宗教视为绝望者的慰藉来源，但他不责备宗教的倡导者，而是鄙视那些自愿喝下宗教甜蜜谎言的人。

　　曾经是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与导师的布鲁诺·鲍威尔在1841年6月发表于《哈勒年鉴》上的《基督教国家与我们的时代》以及1842年的《自由的美好事业与我自身的事务》中，都使用了“鸦片”来比喻宗教。不过，这两篇文章对鸦片的隐喻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解释。在第一篇文章中，鲍威尔对基督教国家的两种可能形式——神学国家和教会国家——进行了历史分析。鲍威尔声称，任何基督教国家的目的都是促进宗教对人类自由和普遍自我意识的支配。鲍威尔用鸦片的意象来描述神学国家：“最基督教的国家是神学法律盛行的国家。这种法律获得了真正的权力，更确切地说，是绝对的权力，也就是说，通过其鸦片般的影响，它最终将使自由人类的所有驱动力陷入沉睡。”鲍威尔强调了鸦片的镇静作用，认为生活在神学法律之下的人昏昏欲睡。这剥夺了他们所有的反抗能力。在《自由的美好事业与我自身的事务》中，鲍威尔对鸦片隐喻的使用则表达了不同的含义。这里，他将基督教的世界观视为鸦片的迷醉作用下所产生的幻象，它摧毁一切现实的、美好的事物，将人类置于虚幻的、颠倒的世界之中，用对来世人类的幻想压制并取代了世俗的自然和普通的人类。

　　马克思“宗教鸦片说”的独特性

　　在德国思想传统中，马克思不是将宗教比喻成鸦片的第一人，更不是唯一一人。当思想家们运用“鸦片”这个意象来描述宗教时，都带有明显的批判性。宗教对于世人的影响，就像当时被作为合法药物普遍使用甚至被滥用的鸦片一样，它让人变得对现实的苦难和不公麻木，失去反抗的能力；它制造的迷幻世界贬低了一切现实的美好，但同时也对被痛苦的生活折磨得看不到希望的人们起到一种镇痛的功效。尤其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掌权者为了自身利益，将宗教强加给人民。只有通过宗教批判来进行政治批判，让人民戒除宗教的“毒瘾”，才能实现人民的政治解放和社会状况的改善。

　　马克思同样将宗教视为人民的鸦片。不过，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人民”既是鸦片的主体，也是鸦片的客体；人民是自行使用这种麻醉品，以逃避难以忍受的现实处境。马克思把宗教看作一个复杂的现象，看作一系列矛盾：宗教会消磨人们参与政治活动、寻求政治解放的热情；宗教也会激励人们参与政治，进而改变世界。宗教对于信奉者来说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的现实生活困难重重，只能在宗教那里找到慰藉和支持。这时，宗教很容易成为掌权者和剥削者的盟友，也常常成为被压迫者寻求反抗的武器和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言，“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

　　在马克思看来，揭穿宗教作为一种具有神圣形象的彼岸世界的虚妄性，将宗教世界的真理还原到现实的、此岸世界的人的生存，是一切批判的前提。但是，简单地反对和废除宗教，是毫无意义的，也是残忍的，更不能寄希望于通过观念的变革来实现现实的改变，通过单纯的宗教批判来获得人的解放。如果要求人们放弃宗教，放弃这种幻觉和空想，放弃这种充斥着神灵和超自然事物的虚构世界，那么，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去批判和根除宗教，而是必须去改变社会，以解决驱使人们发明宗教观念的需要。换言之，要解决宗教的“麻醉”“成瘾”问题，就必须消除产生宗教的需要。“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宗教论述中所包含的与之前的“宗教鸦片说”的差异，看到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跃升到对国家、对法，进而对现代市民社会的物质生产和交往形式进行批判的内在必然性。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