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铁调查部，作为日本庞大而独特的“国策调查”机关，在战争中为日本军政当局做了大量调查和情报搜集活动。在经历多次重大战役之后，到1938年武汉会战前后，抗日战争便渐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日本大本营原来设想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速胜论”已经化为泡影。于是，满铁调查机关便提议进行“中国抗战力调查”。该调查是1938年4月满铁调查机关改组成立大调查部（1940年4月调查人员多达2345人）以后，实行的三大综合调查之一，也是满铁自认为完成得比较成功的调查项目，因而受到日本军政当局的高度重视。

　　企图摸清中国抗战实力

　　“中国抗战力调查”是1939年6月至1940年5月由满铁调查部及其现地机关统一进行，由调查机关中的左翼调查员首先倡议和主导的调查，参加调查者30余人。1939年6月，成立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由伊藤武雄任委员长）开始着手调查。调查目的是全面正确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通过抗战发生的社会变化及其新动向，弄清中国抗战力的实态及其根本要因，为日本战争决策者提供政策依据。

　　关于调查的资料准备工作，由于战争原因，在国统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搜集资料难度较大，只能通过从香港和上海等地书店搜集相关报刊资料，通过分析从事调查研究工作。如有关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资料，就是从上海的抗日书店搜集到的。至1940年5月，整理完成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书《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内分5篇10分册。其中，第1分册《总篇》，“中国抗战力调查的方法论及总结论”；第2分册《政治篇之1》，“战时中国内政”；第3分册《政治篇之2》，“八路军及新四军”；第4—7分册《战时经济政策篇》；第8、9分册《内地经济篇》；第10分册《外援篇》，“列国对华援助”。日本左翼革命者尾崎秀实在调查报告研究方法及理论方面发挥重要指导作用。

　　关于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根据满铁调查部《昭和14年度业务计划要纲与调查分担》所示，“中国抗日势力的调查研究”，细目有三项：“A.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及其动向；B.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及其动向；C.抗日政府的军事能力及经济力。”由满铁调查部及各地调查机构30多名调查员共同完成的《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是大调查部唯一别具特色的调查成果，受到尾崎秀实的高度评价。《总篇》是全部调查的浓缩和高度概括，主要内容是调查的方法论和总结论。

　　关于如何对中国抗战力进行质的考察，《总篇》认为，从战争期间中国的社会性质出发，“就要求中国政治经济重组”，而“重组的方向是中国政治经济的近代化”。结论是，面对这一切，解决困难的关键在于“民众动员和政治动员”，也就是“民主化政治统一问题”。至于说中国是否具备这种能力呢？这就需要从“战争中的中国社会性质”及其消长变化中寻找答案了。《总篇》从中国社会性质出发，提出4个主要条件：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弱点；百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中国民族获得的发展；虽然落后但地大物博和农村经济的存在；国外援助条件。

　　《政治篇之1》，揭示了中国因战争而发生变化的社会基础和中国社会更加深刻的复杂性。重点关注的是“民众动员和中国政治”。“中国的民众动员存在着性质不同的两条道路，一是国民党方向；另一是中国共产党指导的方向”。前者是强制性和义务性的，由于在动员过程中土豪劣绅从中舞弊，难以收到战时动员之效，且酿成广大农民的离反；“相反，中国共产党却把民众动员理解为群众自身的运动。即根据群众的切身利益组织民众”。同时，组织发动群众向政治（抗日）、军事（游击战）、生产等方面发展。报告的观点明确：“中国抗战力的据点在农村，动员的基本阶级是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极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抗日热情。因此说：“中国抗战的主动权在中共方面。”

　　《政治篇之2》八路军与新四军，“华北形势的发展，是日中战争整个形势发展的缩影。……由于八路军的抗日游击战争扩展到全华北，使日军不得不将其主力移向华北。因而，早于全国进入对日的战略相持阶段”。关于在长江下游一带坚持抗日武装斗争的新四军，报告书指出它在牵制日军进攻、扰乱日军后方、破坏伪政权、牵制日军进攻共产党八路军根据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之，“随着世界战争的进展，日中战争再次显现出持久的局面”。关于其他分册，由于篇幅关系，恕不赘述。

　　为日军侵华决策

　　关于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书，尾崎秀实评价：“从现实意义来说，关键是要对中国抗战力的源泉及其抗战体制给予正确的评价。”据满铁左翼调查员石堂清伦、野间清等人战后回忆，当初倡议搞“中国抗战力调查”，脑海里是有着遏制军部战争政策想法的。尾崎秀实对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书评价较高，尤其对中西功主笔的《总篇》和《政治篇之1》以及具岛兼三郎执笔的《外援篇》评价最高。伊藤武雄在战后回忆：“中国抗战力调查，是以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为中心进行的，中西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抗战力调查报告，作为战略情报受到日本军政当局的高度重视。在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书最终完成前，曾于1939年10月和1940年3月，先后举行两次中间报告会。调查报告书最终完成后，于1940年6月1日至7月30日，先后分别在日本军政枢要部门共举行16场报告会。可见日本军政当局对作为战略情报的“中国抗战力调查”成果的重视。

　　对于中国抗战力调查成果，从日本中央到现地军政枢要部门无不认真听取满铁调查员的报告。应当说，日本侵华战争到1940年，“速胜论”已经破灭，日本军政当局不得不接受战争长期化的现实。但是，他们还是妄图通过军事压力和政治谋略，达到尽快征服中国的战争目的。于是，日本陆军中央决定“通过加强政略、战略、谋略一体化，全力迫使重庆政权屈服”。

　　至于备受关注的中国抗战力调查成果，是否像调查立项时野间清等日本左翼人士所期待的那样，在遏制日本侵华战争政策方面发挥了作用呢？应当说，中国抗战力调查，并不具备遏制日本军部战争政策的影响力。尽管主导调查的中西功等人在报告中的观点和论证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战争将陷入长期化，日本不可能战胜中国，中国却能在战争中实现革命性变革。但其结论并不是日本军政当局所期待的结果，之所以高度重视中国抗战力调查，是因为调查成果作为高级战略情报，对战争决策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馆藏满铁史料归集整理与研究及数据平台建设”（25@ZH013）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王晏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