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的硝烟已经消散，但关于二战历史的讨论从未停止。

　　日本二战后在历史教育领域的一系列篡改行为，严重冲击历史的尊严与真相，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强烈谴责。这一行径不仅误导本国青少年，使他们对历史产生错误认知，更在国际上制造混乱历史认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历史真相不容篡改，日本的这种错误行径必须被严肃正视。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徐志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研究员胡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吴限，深入剖析日本篡改历史的恶劣影响，共同守护历史的尊严与真相，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成果。

　　历史真相的消失

　　《中国社会科学报》：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在二战中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日本在教科书内容中一再篡改侵略历史，您如何看待这一行为？

　　徐志民：20世纪50年代，随着冷战对峙加剧，美国逐渐放松对日管制，日本右翼势力死灰复燃。他们不满当时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所谓“贬低祖国”和“反省战争”的叙述，策动文部省修改《学习指导纲要》，将“战败日”改为“休战日”，把“侵略中国”改为“进出中国”等，这是战后日本首次教科书“改恶”事件。此后，日本右翼分子一直把日本侵略归咎于当地人民的“顽强抵抗”，强调日军是“被迫应战”；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从军“慰安妇”、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和化学战等日军暴行；把侵略战争说成从欧美列强统治下“解放”亚洲各国，引起中、韩等国强烈抗议。

　　妄图通过歪曲侵略历史、否认日军暴行、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摆脱所谓“历史包袱”，重新走向政治军事大国，这是南辕北辙、痴心妄想，只能重蹈历史覆辙。日本只有深刻反省历史罪责，才能真正取信于国际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报》：日本右翼组织如何系统性篡改历史叙事？这些行为对日本青少年的历史认知产生了哪些不良影响？

　　吴限：日本篡改历史的行为，是在日本右翼保守势力主导下基于错误历史认识而实施的。通过长时段、系统性的篡改，将错误历史观根深蒂固地嵌入日本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思想认识中。除了通过对教育系统实施多层级渗透、制度化篡改与意识形态灌输来影响青少年的历史观，还有对领土问题的歪曲。2015年起，日本教科书有意将钓鱼岛和独岛标为“日本固有领土”，2025年的新版教材中仍有超过80%的教科书采用此类表述。此外，日本还通过影视、动漫和书籍等文化产品向民众传播错误史观。如电视剧《我想成为贝壳》将战犯塑造为“受害者”，东条由布子（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孙女）撰写的《大东亚战争的真相》通过美化侵略战争，将日本侵华战犯塑造为日本的“英雄”，为其洗脱罪行。

　　日本篡改历史的行为，一方面严重扭曲了本国青少年的历史认知，造成对历史事实的模糊与混淆。如很多日本青少年对“南京大屠杀”“731部队人体实验”“慰安妇问题”等历史事实一无所知，对这些暴行十分麻木。另一方面，这也造成日本青少年对战争正义性与战争责任的错误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日本篡改历史的行为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是否存在一些新的表现形式或手段？

　　胡澎：日本在历史教育领域的篡改行为，呈现系统性、策略性的升级趋势，突出表现为对重大事件的模糊化与污名化。例如，对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等核心史实进行术语替换与细节消解。将七七事变描述为“日中两军武力冲突”，刻意淡化日军挑起战争的责任；将“强征劳工”改为“让其参与”；增加关于中国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不实表述。大多数教科书通过将1931—1945年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分立叙述，割裂侵略战争的连续性，营造“被动应战”的虚假历史观。

　　更应引起关注的是，日本右翼势力通过审定制度影响教材的右倾化。2021年，日本政府将“随军慰安妇”定性为“不恰当表述”，并强制修改。2021年起，日本防卫省每年编制儿童版《防卫白皮书》，并纳入小学课程，2025年首次向小学寄送。儿童版《防卫白皮书》渲染“周边威胁论”，未提及日本侵略历史，仅突出自卫队赈灾等“正面形象”。这些都是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推动历史修正主义的重要表现。

　　警惕篡改历史的危害

　　《中国社会科学报》：日本篡改历史的行为是影响中日关系重要负面因素之一。这种影响还有哪些具体表现？

　　胡澎：日本篡改历史的行为对中日关系造成了多维度、深层次的负面影响。其教科书模糊侵略性质、淡化战争罪行，误导日本年轻一代，伤害中国人民感情，造成两国人民情感对立激化。这一行为已超越历史认知范畴，演变为动摇地区和平稳定的系统性危机，引发周边国家担忧，导致外交摩擦升级、地区安全格局受到冲击、冲突风险上升、经济合作政治化、民间交流受阻、不少友好城市交流活动停摆。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导致日本历史教育中“加害者意识”缺失的原因是什么？

　　徐志民：战后日本社会虽然也有进步学者提出，必须从战争加害与受害的双重视角出发思考日本人的战争责任，但总体而言是“加害者意识”薄弱、“受害者意识”突出。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中、韩等亚洲邻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战争灾难，日本民众也深受其害。二是战后日本历史教育中的“受害”记忆传递。例如，日本建立不少“和平纪念馆”与“和平资料馆”，除了冲绳的和平纪念馆、长崎和平资料馆等包含日本的加害历史外，大多没有加害他国的资料，传递的往往是日本人“受害”的资料。三是日本右翼分子不仅把侵略战争说成“自存自卫”，否认战时日军暴行，而且以战败的“悲情”蛊惑了不少日本青少年。因此，即使认识到侵略战争性质，也有不少日本青少年不愿正视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报》：通过有组织、规模化的政府行为，渲染原子弹爆炸对日本造成的伤害，借助广岛、长崎“核爆纪念活动”，在日本社会和国际舞台建构“核爆受害者”意识。这种教育方式对日本社会的和平意识和责任感有何影响？

　　吴限：日本这种“受害者”教育方式最显著的危害，体现在兜售“虚假的和平主义”，无法让民众了解核爆灾难的根由和日本应负的战争责任。日本政府在核爆问题上只强调灾难后果，却回避核爆发生的因果关系。日本中学历史课本中，仅用很少内容描述侵略行径，却用大量篇幅渲染核爆惨状。这种“选择性过滤”的教育方式，使日本民众无法了解广岛、长崎悲剧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直接后果，也无法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同时，通过“受害者”叙事掩盖“加害者”历史，为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强化军力”、突破“无核三原则”等行为提供借口，背离了和平教育的初衷。

　　正确传递历史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政府在应对日本篡改历史的行为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

　　徐志民：中国政府和人民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态度，坚决反对日本右翼分子和部分政客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的错误言行，坚决反对日本历史教科书传递错误的历史认识。

　　1982年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发生后，中方就向日方表达强烈不满。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历史教科书要考虑亚洲邻国人民的感情，并由政府进行纠正，此即“近邻诸国条款”。但是，话音刚落，日本文部省又于1986年审定通过歪曲侵略历史和美化侵略战争的《新编日本史》。21世纪以来，文部科学省屡屡通过各种改头换面或变换花样的右翼历史教科书，成为威胁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个潜在因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坚决、坚持批驳日本历史教科书的错误史观与日本歪曲历史的行为，支持日本和平友好团体批驳右翼分子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市民活动，支持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历史辅助教材，持续关注和研判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动向，为传递正确历史记忆和建设彼此共有的历史认识，提供良好的教育氛围、社会条件与政治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学术界应如何加强历史教育研究，以更好地揭露日本的错误行为？

　　胡澎：在应对日本篡改历史的行为上，中国学术界可从多方面入手。学术研究方面，构建铁证链与话语体系，广泛搜集日本侵华历史资料，推进战争遗物数字化，组建多学科联合团队系统研究日本教科书问题。学术交流方面，搭建跨国学术同盟桥梁，推动学术机构和战争纪念馆合作，扩大东亚历史学者共同体规模，吸纳欧美机构与学者，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注重人才培养。成果传播方面，创新国际话语表达，组建翻译团队推广成果，运用VR技术开发沉浸式应用，与影视机构合作制作纪录片，在海外平台开设账号拓宽传播渠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国际舆论场中，中国如何更有效地传播历史真相？怎样长期应对日本篡改历史的错误行为？

　　吴限：中日围绕历史问题的斗争将长期化、常态化和深刻化。鉴于此，中国需多维度应对。除外交上继续有理、有利、有节地反驳、批驳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极端错误言行，还要长远筹谋。

　　第一，要深化对日本侵华史、中国抗战史及对日审判史的研究，尤其要深入阐释新中国对日战犯审判的历史过程和意义。用铁证如山的事实揭批日本错误立场，让国际社会认清日本罪行，了解中国贡献。加快研究成果的国际转化，出版、外译有分量、有现实意义和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构建中国历史叙事。

　　第二，加强国际合作，利用国际平台推动历史问题研究国际化，将日本篡改历史行为公之于众。通过与国际主流媒体合作，策划专题报道、专家访谈等，借助外媒拓展传播渠道，联合更多国家抵制日本错误历史观。与二战同盟国及国际二战史研究机构加强合作，加快档案解密和共享研究，举办国际学术论坛，设置日本侵略战争议题，深化揭露和法理认证。

　　第三，在宣传上，要注重个体化叙事和叙事主体多元化，挖掘回忆录、日记、口述史、原始影音等资料，通过个人故事和证人证言揭露日本侵华罪行。

　　鉴于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右倾化、历史认识倒退、军事大国化的强烈意愿，以及国际变局和地缘政治博弈等因素，日本篡改历史的行为不仅不会停止，还会更加隐蔽和系统化。对此，我们要主动应对，坚决反对任何篡改历史的行为。